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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又沒有第三者佐證，似乎有厚誣死者的嫌疑。如果不能對洪先生的發現進行有效的“證假”，那麼只能相信，這個作“悼亡詩”的“許芳卿”，確實是曹雪芹出生前就已經辭世的康雍時代的人，是史有明載的“玉勾詞客”吳震生和“轉華夫人”程瓊的鄰居。她哀悼的亡夫，決不可能是曹雪芹！這首“悼亡詩”，最起碼作於乾隆二年再上推十年之前，很可能是康熙末期或雍正前期的作品。

在不能對書箱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張宜泉”、“芹溪處士”、“芳卿”等人物“證假”的前提下，學術研究應採取的正確態度是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並對其真實性進行“小心”的考證。我們不妨按照“張家後人——張宜泉——曹雪芹——許芳卿”這一書箱流傳的順序，層層遞進，去研究這個流傳過程的真實性。實際上，書箱的四個主人、三次轉手，只有從許芳卿到曹雪芹這一次轉手、許芳卿這一個主人，紅學大師們有疑問；如果解開了這個疑團，大師們便不會恨恨地詛咒書箱是“偽造”品了。

四、“曹雪芹書箱”的原主人許芳卿考證

平心而論，只要是熟讀清初歷史的嚴肅學者，考證這個“許芳卿”並不困難，因為她的“悼亡詩”中，對自己和死去的丈夫的形象刻畫是比較細緻的，比起紅學大師們“考證”的曹雪芹形象清晰多了。

從“悼亡詩”中不難看出，“許芳卿”與死去的丈夫是元配的“糟糠”夫妻，並非“續絃”，二人很有可能婚前是兄妹關係，詩中自比續《漢書》的“班娘”，就一定視丈夫為作《漢書》的班固，因為二班是兄妹關係，所以可以推斷死者與悼亡者婚前也是兄妹關係；不過夫妻間不可能是親兄妹或堂兄妹關係，只能是表兄妹關係，這在舊時婚姻關係中是常見的。

丈夫生前，夫妻生活十分貧困，丈夫突然死了，無錢置辦喪葬用品，也沒有生前選定的　“窀穸”——也就是墓地，只好“停君待殮”，賣“嫁裳”籌款。丈夫的死亡原因是“杜康”所致——也就是嗜酒無度造成的，可能是酒精中毒，更可能是酒醉後出現了意外事故導致死亡；舊時醫學知識對酒精中毒致病乃至致死還沒有今人這麼清晰的認識，對病死的嗜酒者一般不會“怨杜康”，只有對酒後意外致死才會刻骨銘心地“怨杜康”。

丈夫死後，芳卿所“理”的“陳篋”，似乎就是這對舊箱子；“陳篋”中所裝的物品，令妻子“睹物思情”（或“睹物思人”）。這個芳卿所“理”的書箱中所裝之“物”，似乎不會是自己的“花樣子”，而是丈夫的著作手稿，書箱的用途可以作證，除了裝書籍紙張，此箱似乎無它用途；除了著作手稿，芳卿也不會由“思情”進一步聯想到“續書”。書箱中所裝的丈夫生前手稿似乎是一部未曾寫完的作品，丈夫生前似乎與妻子有過倘若我寫不完由你續寫的約定，否則“未亡人”不會以“續書”為己任，也可見妻子對丈夫的生活經歷和創作思路十分熟悉；但丈夫死後，妻子又深感自己“才淺”，擔心完不成丈夫的遺願，內心十分慚愧。

悼亡詩中“織錦意深”字句可以證明，丈夫生前應該創作過以“織錦”為題材的作品，令“蕙女”深感慚愧。有清一代關於“織錦”題材的作品，有據可查的只有《織錦記》傳奇。《織錦記》又名《迴文錦》，是康熙朝文人洪創作的一部傳奇劇本。“蕙女”是《織錦記》中主人公竇滔的妻子蘇蕙，書中的“蕙女”確曾因丈夫納妾妒火中燒導致家庭不和，最後因丈夫的教誨而自感愧悔。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這個“悼亡詩”的作者，就是康熙朝大學士黃幾的孫女、大文學家洪昇的妻子黃蕙！黃蕙字蘭次，與丈夫洪昇是嫡親表兄妹關係，從小青梅竹馬，確係“糟糠”夫妻。因為“家難”原因，黃蕙與丈夫一起逃離了生活優裕的家庭，後半生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洪昇就是《迴文錦》傳奇的作者，史有明載，文壇沒有爭議；洪昇創作《迴文錦》的目的之一，就是因為自己納妾，妻子“嫉妒”，用作品使妻子自感“愧悔”。黃蕙與作品中的蘇蕙，均可稱為“蕙女”；黃蕙字蘭次，書中的蘇蕙字若蘭，作品的諷喻之意，昭然若揭。

《紅樓夢》歷史公案（9）

洪昇死於康熙四十三年，歲在甲申，享年六十歲。死因是在水路歸家途中，於一個月黑風高夜，友人招飲，大醉後歸舟，失足落水，搶救不及造成的；因此妻子黃蕙在“悼亡詩”中產生“怨杜康”的哀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悼亡詩”中有“乩諑”、“玄羊”字樣，“乩諑”是與算命有關的謠言之意，“玄羊”是癸未年，即洪昇去世的上一年；很可能“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