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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就會得出以下正確的結論：《紅樓夢》表現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其他時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紀，在明末清初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具有遺民思想的知識分子，一個具有異端觀念計程車大夫叛逆，這樣寫《紅樓夢》，這樣表現主人公賈寶玉，不僅可能，而且還很自然，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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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歷史思想（9）

在明代佔統治地位的學術思想是理學。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學佔統治地位，以後則是理學的別派陸王心學佔統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後，理學早已失去了創立之初的積極意義，變得僵窒、空泛、不合時宜，因此知識分子普遍開始厭談心性，轉而回到漢學的舊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為治經。此期間，除李贄、金聖嘆的異端思想影響比較大而外，開拓學術思想新境界的是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浙東學派和浙西學派的大學者，而在經學辯偽方面貢獻突出的，則是毛奇齡、閻若璩、胡渭、顏元等人。毛奇齡著《四書改錯》一書，從訓詁、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幾乎把宋明以來一直居於儒家學說正宗地位的朱熹《四書集註》批判得體無完膚。閻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書疏證》，透過縝密的考證，把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童子課讀背誦的儒學經典，判定為偽書，把理學的立論基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執厥中”判定為偽造的假貨，給了理學最沉重的一擊。胡渭透過對朱熹《易本義》的搜隱發覆，“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一掃廓清”。這真是一個懷疑一切的時代，除《論》、《孟》外，思想學術界對儒家經典特別是朱熹、王陽明的著述，普遍產生了懷疑，對理學從源到流都進行了系統的揭露和批判。須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門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敢於懷疑孔孟的原話，敢於“誣孔”，卻無人敢於懷疑朱熹的“孔門心傳”，無人敢於懷疑理學大師們對儒家經典的講解和註釋。到了此時，輿情竟一變而為“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錢謙益《初學集·新刻十三經注疏序》）後人把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稱為“疑經辯偽”。辯偽所得出的結論，正如，《紅樓夢》主人公賈寶玉所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除明明德外無書”，也難怪賈寶玉把四書以外的儒學典籍都燒了。疑經辯偽學術思想對當時知識界無疑具有爆炸性的震撼，尤其對江南文人，特別是對江浙一帶人文薈萃地區，影響尤為深刻。《紅樓夢》如果不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時期的產物，作者如果不是深受“疑經辯偽”活動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不論是什麼人，不論在何處，給他幾個腦袋，也不敢這麼寫，更不可能這麼寫。只有在順康年間這個獨特的歷史時期，這樣做並非驚世駭俗之舉，在知識界原也平常，在江浙一帶遺民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更不足為奇。

第四節 “仕途經濟渾話”思想

《紅樓夢》除毀謗儒家典籍外，還不時流露出異端思想，把走“仕途經濟”道路的封建知識分子統統斥為“祿蠹國賊”；把“文死諫、武死戰”等傳統封建倫理道德批駁得一文不值。這也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運動中形成的獨特思想。

隨著理學和心學的衰落，經世致用學說的興起，明末清初計程車大夫階層和普通知識分子，對由偽經典儒學演繹而來的一些傳統行為、傳統信念、傳統理論、傳統思想，也必然發生懷疑和動搖。思想學術界開始探討科舉取士制度的弊端，認識到“修齊治平”（讀書做官的別稱而已）不是體現人生價值的惟一途徑，各行各業，凡性之所好，專心去做，都自有其人生樂趣，自有其社會價值。明末的李贄、袁宏道都說過類似的話，清初幾乎所有拒絕與新王朝合作、拒絕出仕做官的知識分子，都必然產生這種理念。順康年間，由於封建正統觀念的影響，南明小朝廷的影響和延平郡王長期抗清的影響，加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創痛巨深，多數江南知識分子與清王朝持不合作態度。他們首先是對君權神授、封建專制提出了挑戰。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深刻揭露了封建專制的弊端，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法制意識的改革動議。他反對把君臣比父子，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我之出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並進而指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唐鑄萬甚至在《潛書》中公然宣稱：“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其次是對明朝舊官僚“一對夷齊下首陽”，跨朝代計程車人舉子投靠新主子，謀求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