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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問“這樣是不是仁嗎?”門弟子原憲問道: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克(好勝),不伐(誇耀自己),不怨(怨恨),不欲(貪慾),可以稱之為仁人了吧?原憲自然也希望得到肯定的答覆。孔子答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解釋:能夠剋制以上提到的四種不道德行為,實屬不易,然而只是這樣是否可以稱為仁,我就不知道了。抑制有消極之意。孔子並不滿足於只是不行不道德之事,而是希望有進一步提升道德的積極性。
關於仁,在孔子作出的所有回答中,以對顏淵的回答最為有名。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己,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剋制、戰勝自己的私慾,復歸並踐行人間法則。一個人能在一天之中約束自己而按禮的要求去做,天下人就會把仁德的美名贈予他。仁是主體性道德,需要自身修煉,而不?
從訓詁到哲學(2)
100儒教三千年能依靠他人。)自漢代儒教國教化以來,“儒者”們便專門致力於訓詁。如前所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對此可以解釋為:胸懷仁德,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丟棄。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要被當地之人拋棄。當時主要是針對《論語》的成文習慣進行研究。在唐之前被稱為訓詁學。到宋代後,受佛教影響,儒者們已不滿足於訓詁研究。
諸多佛教文獻,在被嚴謹地系統化後,構築起了思辨哲學的巨塔。而儒教一貫以來將繼承傳統作為重中之重,所以唐代在思想層面上佔主流的是佛教。中唐之後,為了與佛教對抗,儒教也開始向哲學化方向發展。韓愈(768—824)提出了《原道》、《原性》、《原人》的排佛道論,並指出儒教也應當樹立思想體系。韓愈的門人李翱積極地吸收了佛教哲學,在代表作《復性書》中,比其師更進一步地推進了儒教的哲學化程序。
而儒教的體系化和哲學化到了宋代後才真正實現。始祖周敦頤(1017—1073)及其門人程氏兄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建立了儒教體系。
他們主張“理”為宇宙的本源,並將此作為最高範疇,因此人們稱該體系為“理學”。“理學”之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朱熹的思想體系被稱為“朱子學”,逐漸成為了儒學的主流。
或許是受佛教的影響和刺激,朱子學的說教方式充滿了濃厚的道教色彩。其中提到,世界充滿了氣,動態之氣為“陽”,靜態之氣為“陰”。
理將氣看作是異次元之物,氣為形而下,理為形而上,於是發展為二元化的存在論。
人間之理為道德,自然界之理為自然法則。朱子學對這兩者未加以區分。同樣為理,應究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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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變之道101101朱子學提出“格物致知”。不僅要探索內在之理,還要探索外在之理。世間萬物,應窮其根本,這屬於徹底的主知主義。
朱子學的另一特徵——絕對重視名教。它主張秩序是永遠的真理,應該拋除私慾,不允許對封建秩序進行批判,這極大地迎合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此後,科舉以朱子學為基礎,學問研究統一為清一色的朱子學。
“理”之上為絕對,因此理的秩序(三綱、五倫、五常等)被稱為超越批判的理論。
對於“君子”和“仁”,《論語》是較為隨意地對個別、具體情況展開的論述。仔細考察便會發現,其中有前後矛盾之處,因此不能成為體系基礎,但同時也顯示了儒學的豁達與開朗。相對於此,朱子學對儒學進行了嚴格的總結概括,使其系統化,同時也導致儒學被束縛住了。
朱子學具有思辨主義、主知主義、道德主義、嚴格主義的特徵,與具有戰鬥性的佛教和老莊思想相比,具有護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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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之道
雖然朱子學符合了為政者的需要,但是被接受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朱熹身為南宋官僚,難免不被捲進政治旋渦。當時南宋朝廷中,宰相趙汝愚和韓侂冑(1152—1207)分為兩大派系。朱熹屬趙汝愚派,他研究的學問被視為“偽學”而遭禁,其門生也遭到*。這就是有名的“慶元偽學之禁”。慶元為當時的年號。“偽學之禁”的解除在朱熹死後兩年,是韓侂冑為贏得民心而採取的政策。朱子學逐漸被完全解禁,並傳播開來。由此可見,朱子學並非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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