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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遺失,而且所記之事也都是為了迎合周的統治需要。
如《史記》中對殷紂王的記載:
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
意思是,紂對祖先的祭祀置之不理。這也是周*殷的原因之一。看到此記載,即便是對作為先祖的殷紂王,孔子仍然充滿了痛恨。然而直到20世紀初,透過研究從殷墟中挖掘出的甲骨文,最終發現,其中關於紂王時代的記載頗多,並且描述了當時紂王曾頻繁地、極其虔誠地祭祖。
周在毀滅殷文獻時,可能忽略了對占卜用的甲骨文的銷燬。因此至世紀初得以發現,能看出紂當時對祭祖十分熱衷。不僅如此,由周公制定的並在此後成為儒教根本的長子相繼、喪服等制度,實際早在殷的末期已經存在。
孔子甚至在夢中都充滿了對周公的敬慕,是因為他相信此類制度皆由周公所定。但是,據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表明,周公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殷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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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之集團(1)
周公將殷的神權政治改為人性政治,並將“禮”作為社會的基礎。誠然,在殷代,人性的因素很少。然而,最後在紂王的統治時期,如前所述,祭祀活動極度盛行,但是將人殺死作為犧牲的情況卻並不多見。由此可見,在殷末時期,神權政治向*政治轉變的色彩日漸濃厚。
在轉變的過程中,殷周的政權交替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占卜雖在周仍然存在,但較之於殷,已遠不如當時盛行。
周在起兵*殷時,出現了許多吉兆。例如,蒼鷹群飛,白魚入於王舟,等等。殷以白為尊,周以赤為尊。河流上游起了火,順流至周軍陣前變成了赤鳥,此乃吉兆。然而,當時周軍經過分析,認為當時條件還不成熟,便沒有出兵。
一年後發兵進攻時,從占卜結果來看,是大凶之兆。但是,太公望丟掉蓍(shī,占卜用的植物),把龜殼踩到地上,說: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遂率兵攻陷了殷。
由此可知,雖然仍然使用占卜,但是人為的判斷更為關鍵;雖然對待神明草率不得,但是人類的努力已經開始被重視。這也是孔子的立場所在,他認為這便是周的文化。殷末祭祀中很少用人充當犧牲,或許對周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如果“儒”就是所謂的巫師、占卜師,那麼隨著殷的滅亡,他們的黃金時代也隨之結束。折斷蓍草、腳踩龜甲的人們成了新政權的掌控者。殷滅亡之前的殷末時期,“儒”的地位已經開始逐漸衰退。巫師們帶著一種危機感,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周朝不再完全地依靠占卜,而是開始了更為合理的、現實的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祭祀活動的忽視。《論語·雍也》記載:
敬鬼神而遠之。
“敬遠”一詞便由此而來。“鬼”在古代中國表示亡人的靈魂。各種神靈被稱為“鬼神”。對待鬼神必須尊敬,同時保持距離。殷代,人們與鬼神過於接近,而到了周代,開始了保持一定距離的姿態。這就是孔子所要表達的意思,並非無神論。合理思考,可以與鬼神保持距離而又不失敬意。由於保持了距離,所以要慎重地對待祭祀活動。
儒家集團為了延續發展,便開始專門從事祭祀活動。祭祀中最重要的便是喪葬。儒家逐漸將喪葬作為主要的工作。
《墨子》一書中對儒家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富人有喪,乃大悅。曰:此衣食之端也。
對於專門從事喪葬之職的儒家來說,富人家裡若有人去世,便很開心,因為可以從中撈取錢財,所以面對如此譴責也無語辯解。
然而,儒家雖然專職喪葬,但也四處*。在一個集落裡一時間不會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為了尋找更多的喪家,便不得不四處遊走。在*中得以開闊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識(也可以說是資訊)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處*的途中由於增長了見識,便可對他人從旁說教。對於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煩惱的人,*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參考意見。因此,作為喪葬事宜專家的儒家集團在發揮處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來越濃厚。
“墨家”也是一個四處*的集團。因此兩者之間也會有競爭的成分。關於墨家說法不一。墨家的開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約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確。
第一種說法是,墨家是受過墨刑(一種刑法)的囚犯集團。第二種說法是,墨家是為了區別於自由民,在身上紋有刺青的奴隸集團。還有一種說法是,把奴隸勞動作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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