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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皇帝——天啟帝（　1621—1627年在位）死後，魏忠賢縊死。假如天啟帝再多活些時日，魏忠賢或許便會篡權。

頒佈大總統令那一年的　9月1日，“孔教會”再次傳送電報請求將孔教國教化。曾留學於英國的嚴復（　1853—1921）、清末進士出身並作為考察大臣隨員外遊的夏曾佑（　1863—1924）以及梁啟超（　1873—1929）成為孔教會的成員，康有為被推薦為會長。他們在北京的國子監舉行了祀孔典禮。如果將此作為個人活動自然無可厚非，然而他們卻將此作為了國家活動的演練。

1914年1月末，在政治會議上透過了“祭天祀孔”案，並定於　2月7日開始執行。

“祀孔”是對偉人的緬懷，還是一種宗教儀式？——這是一個極為微妙的問題。被稱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認為，孔子學說不同於後世的儒家，他承認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僅僅是緬懷儀式的話，那麼與“祭天”結合在一起就會令人產生疑惑。在天壇祭天乃專制皇帝的特權，袁世凱身為共和國的大總統，其位置與皇帝極為接近，這麼做便有改朝換代之嫌。因此，孔儒極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當時許多人對“共和制”缺乏瞭解，畢竟共和政體是新生事物。有人認為，所謂的共和政體是由於當下皇帝不存在，便組織了臨時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現了，共和政體便會被廢止。

周厲王（前　878—前　827）暴虐，遭國人驅逐，不在位期間由兩位大臣暫理國政，“共和”一詞便由此而來。厲王客死他鄉後，兩位大臣共同輔佐王子靜即位，並將大政奉還。據《史記》記載，共和持續了十四年。王子靜便是宣王（前　827—前　782年在位）。“共和”一詞源於此，便有一時之意。

袁世凱統治時期釋出的憲法草案中，提到“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雖未將之國教化，但差別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門之際，康有為等人透過《孔子改制考》將孔子稱為創始者，舉起了創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進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飾便被剝落了。

學問之上（1）

《論語》開卷第一頁寫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時經常複習，難道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嗎？）接下來便是上一章中提到的“有朋自遠方來……”。學習可以帶來愉悅，開篇就提到了。朋友遠道而來也能帶來愉悅，是因為可以一起學習探討。

《論語》二十篇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如同《聖經》一樣神聖，然而該書開卷第一字（子曰之後）便是“學”。讀書人中或不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之人，將“學”字放在開篇，無論誰都可以看到。孔子死後，其門人根據夫子所言，編集了《論語》，至於誰人參與了創作，諸說紛紜。

關於《論語》的章節序列，普遍認為是未曾經過整理的。日本武內義雄認為，開篇的《學而》和《鄉黨》兩章是由孟子學派後加上去的。誠然，整卷書讀起來略顯雜亂，但也並非完全沒有章法，尤其是在開篇的章句，絕非隨意而定。第一字可以說是書的面孔。

“學”字打頭出現，一定是刻意而為。“子曰”後緊跟著便是“學”字，這在《論語》中多處出現。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篇》）

第一句的意思是，只讀書卻不動腦思考，就會感到迷惑而無所得；只是一味地空想卻不勤奮讀書，結果也是很危險的。

下面一句的意思是，學習好像是在追趕什麼，總怕趕不上，趕上了又怕被甩掉。

與這兩句相比，顯然“學而時習之……”在開篇出現更符合作為“面孔”的要求。“學”字不僅是一種象徵，更是書中的一個關鍵詞。此處的“學”不單純指讀寫。《論語》中有一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為政篇》）

讀寫是“學”的道具。十五歲之前應當學習知識。十五歲以後，就當以所學為工具，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志學”二字，也指十五歲，與“不惑”指四十歲相似。《論語》中對這一段的記載如下：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歲之前努力學習知識，三十歲時便可自立，四十歲時不再會感到困惑。五十歲時知曉何為天命，六十歲時無論聽到什麼都能接受，到了七十歲，便可隨心所欲，但也不會超越法度。

“學”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