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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籍的人較多，孫文字人也是基督教徒，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新潮的學會。而光復會的創辦者章炳麟是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國文學者，同時他也是一位厭惡新潮的國粹主義者。因此這三個學會原本很難結合在一起，但是由於三者在打倒清政府上觀點一致，因此便具有了相互合作的基礎。此外還有昔日掌握清朝政府的首腦袁世凱，毫無疑問，袁世凱是徹底的保守派。

革命成功後，新成立的“*”對於儒教的態度極其複雜。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對儒教持反對態度。辛亥革命八年後，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控訴“禮教”導致國民曾受到了怎樣的壓抑，又有多少人像陸游那樣含淚成為禮教犧牲品。魯迅和胡適（　1891—1962）等著名人士認為要使中國獲得重生，就必須要從儒教體制中解放出來。

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由於儒教一直被統治者利用，因此有人認為“儒即中國”。然而也有些年輕人對此並不認同，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派。誠然，以家為中心的儒教，不應將人民束縛住，但是儒教中的可取成分不應被拋棄。

“*”時期的“批林批孔”就是借批判孔子之名而展開的權力鬥爭。但對於孔子的評價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大多數人對孔子持全面否定的態度。然而，儒教秩序中強調的孝敬父母、善待兄弟的觀念，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提倡並繼承的。

辛亥革命之後，南京臨時政府*總長蔡元培（　1868—1940）認為新的共和國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清朝教育基本法“欽定教育宗旨”的兩大支撐是忠君和尊孔，但共和國裡不存在君主，因此忠君必然被否定。而尊孔與信仰自由想牴觸，因此也必須對其否定，從而確立新的理念。

在否定忠君方面，各派毫無爭議。但是在否定“尊孔”問題上，保守派表示強烈的反對。

曾在德國留學的蔡元培深知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他在　1912年4月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當年　7月，在北京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擊。

清代的學校中，上至最高學府國子監，下至地方書院，無一不供奉孔子。學習中國製度的日本在昌平黌（昌平坂學問所）曾設有供奉孔子的聖堂，此外在岡山的閒古學校和佐賀的多久都設有聖堂。關於在共和體制下的“*”究竟是否要在學校裡供奉孔子，引發了很多爭論，最終採取“完全按照各地習慣決定”的放手措施。此時，蔡元培辭去了*總長的職位，並在臨時教育會議召開之前便遞交了辭呈，在會議中被受理，於是他沒有等會議結束便離開了北京，再度出國。

針對蔡元培的“廢孔祀”主張，保守派在報紙上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們嚴厲指責蔡元培踐踏了數千年來流傳至今的道德、學術和倫理。蔡元培被當作了“反儒”的元兇，他提出的反對“孔祀”才是完全違背了憲法中信仰自由的主張。對此周作人（　1885—1967）在《古今》雜誌上指出：“蔡元培本身並非孔子的反對者，如果論其思想，那麼他才是真正的儒家。”蔡元培認為，對於孔子的學問和後世所傳的儒教或孔教應該區別對待。

通往近代之門（2）

孔祀問題極大地刺激了保守派。各地一時間興起了“孔教會”及“孔道會”等團體的尊孔運動。

對於一直以來都在策劃復辟的大總統袁世凱而言，尊孔運動的興起正合他的心意。儒教在被體制所收編後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效力於歷代王朝，其體質是完全符合帝制的。康有為作為熱心的尊孔論者，甚至自發性地組織了一些運動，這與狡猾的袁世凱在背後煽動尊孔運動是分不開的。

教育會議的第二年（　1913）6月1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向袁世凱傳送電報，建議恢復“祀孔典禮”（祭祀孔子的典禮）。四天之後，　6月22日，袁世凱釋出了大總統令，即“尊崇孔子令”，號稱尊崇孔子，“以正人心，以立民極”，並斷定“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強制國民必須履行此令，不可擅自發表看法。

這便是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步驟之一，他將臣民絕對服從的希望寄託於“孔子”身上。要求絕對服從他“袁世凱”為時尚早，於是便把孔子抬了出來，然後再偷樑換柱。袁世凱的目的在於，讓溜鬚拍馬的人歌頌他與孔子的德性一樣。歷史上曾有類似的先例。明末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賢（？—　1627）下令修建自己的生祠（祭祀活著的人的祠堂），並配祀孔子。皇帝被稱為“萬歲”，魏忠賢要求人們稱之為“九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