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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些作者如保羅·瓦蘭和阿爾芒·呂西等人，對陪同巴特爾准將的英國軍官的說法提出不同意見。阿爾芒·呂西斷言，事實上是巴特爾准將手下的軍官首先開始動手自顧自地拿東西。

保羅·瓦蘭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文章中就有這樣的副標題：《英國人開始搶掠圓明園》！作者肯定地說，是英國人首先動手的。他寫道，“當一切仍按孟託邦將軍的指示進行之際，巴特爾准將手下的那些英國軍官已經剋制不住，開始毫無顧忌地動起手來（後來稱之為‘大搬家’）。”僵局被打破了。儘管將軍在場使人還有些約束，然而每個人都瞄上了某件藝術品，當然，這些藝術品的物質價值也絕不會被蔑視的。”

當然，英國的史學作者們都不遺餘力地指責說是法國人首先裝滿了自己的腰包。卡羅爾·麻倫根據上述這些相互矛盾的說法指出：10月7日那天上午，一些英國或法國軍官，也可能兩者都有，開始小打小鬧地拿東西，孟託邦將軍佯裝不知，後來對他的大部隊的搶劫活動也就聽之任之了。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法國軍隊一開到圓明園，柯利諾准將就接受法軍最高指揮官的命令，帶領他那個旅佔領圓明園第一道庭院，並注意不讓任何人進入宮殿。但這後一項任務看來根本無法執行。加之，就連柯利諾本人也以“征服權”為由，在搶掠問題上似乎也採取姑息態度。想要制止搶劫本來就是白費力氣！他搬出這種理由，實在令人驚訝，人們以為一個將軍級軍官應該讓軍隊遵守紀律。就這樣，這位將軍對於不可避免的搶掠行為也就屈從了。但讓我們至少承認他的坦率這一優點吧：

“允許每個人選幾樣合意的東西作為出征的紀念品。看見這些舉手可及的財寶，各種慾望像火一般燃燒了起來。慾望是壓不住的，各級軍官竭力壓制，都沒能奏效”。柯利諾認為，“依照征服權，這些財寶屬於軍隊。這足以說明佔有這些戰利品的合法性”。

葛羅男爵也試圖（但很笨拙）論證劫掠行動是正當的。圓明園遭洗劫之後，恭親王告訴葛羅男爵，說他感到很痛心，要求予以修復。10月17日葛羅在答覆中說，因為清政府拒絕交還俘虜，所以他命令聯軍向首都進軍。他還解釋說，正是在進軍也就是在戰爭中，英法兩軍佔領了皇帝的夏宮。

此外，法國特使也丟擲與柯利諾相同的論調，說盟軍絕不是在搶劫，而是“根據戰爭法，分享戰爭結局賜給他們的戰利品。”

於是，法國人試圖從法律或道義角度為搶劫行為進行辯解（此外，所有人都一致認為搶劫不可避免）。他們稱那些戰利品都是合法的。保羅·瓦蘭堅稱，“那些寶物都是血的代價，是戰利品。”

征服法也好，戰爭法也罷，都是哪家的法律？

卡羅爾·麻倫專門引證普拉迪耶…福代雷在《論國際公法》（1894年）一書中的相關論述，駁斥和揭露這些人的假證據和徒勞的辯解企圖：

“對此問題進行過研究的許多國際法專家都認為，這是在向原始做法倒退，是對以下國際法準則的踐踏：保護屬於個人和國家領導人的財產和動產在戰時免遭掠奪，同時也保護所有的藝術收藏品、圖書館、繪畫、雕刻以及一切珍稀物品”。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儘量把事情化小，以便為掠奪者辯解。德斯凱拉克·德·洛圖爾先生就是這麼做的。他說：

“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車輛把所有那些收藏品都弄回來，否則，我們的博物館就會極為豐富了。實際上，弄到的東西並不多，人們依靠想像把它誇大了。有計程車兵撿回一些鑲嵌著假珍珠的舊鐘錶，有些軍官帶了些老掉牙的瓶瓶罐罐或不成套的畫冊回來。可別有用心的人從一開始就利用那些不著邊際的牛皮大話，說是要給士兵和軍官們分發財寶”。

另外講一件事，德·洛圖爾先生引述的一個有德行的小故事：“有個軍醫，他走遍了那座慘遭劫掠的宮殿，卻什麼都沒拿，他拒不拿任何東西，也不指責任何事情。他走出園子的時候，手裡只拿著一片樹葉。我無權說出那位軍官的名字，所以我把這種高尚而又純正的行為記到我所瞭解的最無私和最值得讚賞的軍隊醫療隊的功績上。”

第十七章　英國人見證的洗劫（3）

巴贊庫男爵寧可不張揚。他也認為當時發生的事不可避免，因為軍官們無法阻止。他不願意探求“士兵甚至軍官是否真的違抗他們接到的命令，毫無顧忌地隨著應受譴責的金錢佔有慾感覺走”。他認為，“那是他們與自己的良心之間的秘密；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為了他們的名譽，都不應去深究”。作為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