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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乃填寫退學書，宣佈自動退學。

這次學潮的5位代表，除錢穆之外，還有三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一位是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是揮淚斬馬謖將他除名，但隨即又推薦他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不久，武昌起義爆發，鍾英中學停辦，錢穆又一次被迫輟學。

作為一代國學大師，錢穆與同代其他思想家、學問家不同。他沒有念過大學，非學院派；他沒有留過洋，亦非西洋派；他來自中國社會最底層的鄉村，他是從鄉土中國完全靠自身的努力走出來的史學巨擘。雖家貧缺資，升學無望，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頹廢消沉，而是矢志自學，閉門苦讀。他在中小學任教之餘，利用一切時間，博覽群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考據、訓詁亦極嗜好。他讀書見縫插針，善於擠時間，哪怕是吃飯、課間體息、上廁所都要看書，無論嚴寒酷暑。夏天為防蚊蟲叮咬，他學父親把雙足放在水中堅持夜讀。他還效仿古人剛日讀經、柔日讀史的方法，定於每日清晨必讀經、子等難讀之書，夜晚後開始讀史書，上下午則讀一些閒雜書，廣取營養擴充知識。

由於錢穆十分用功，他的治學很快有了名氣。他的最高學歷僅為高中（尚未畢業），但後來他卻到等級森嚴的大學做了教授。1930年蒙文通與錢在蘇州相見，讀到錢的《先秦諸子系年》初稿，稱讚錢穆說：“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前輩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陳寅恪則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聲名卓著的胡適借到蘇州講演之機欲見錢穆。他說：“我來蘇州有兩件事：一是購買《江湜詩集》，二是想見見錢穆。”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其時在中國學術界已是大名鼎鼎，他與錢穆素昧平生，因事過蘇州，也約見錢穆。他在看過《先秦諸子系年》後，說：“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你已不宜在中學教國文，應去大學教歷史”。顧頡剛還把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帶回北平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後來也是因顧頡剛推薦，燕京大學聘請錢穆去任教。自從到燕京大學後，正值盛年的錢穆將其多年積累的學力迅速地迸發出來，加上這時北平城內人才薈萃，錢穆結交了諸多學術名流，除胡適、顧頡剛、蒙文通外，又認識了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陳寅恪、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蓀、馬叔平、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餘嘉錫、容希白、容肇祖、向覺民等，尤與蒙、湯、熊、林等過從甚密，經常相聚，切磋學問，交流心得。當時熊十力正撰寫《新唯識論》，批駁其師歐陽競無的學說，同為歐陽大師弟子的蒙文通不同意熊的觀點，每次見面必加反駁。湯用彤也曾去南京內學院聽佛學，在北大教的是哲學史，也是佛學名家。此公號為權威，但在熊、蒙二人爭論時，他常微笑旁觀，就是不表示意見。於是錢穆常在激烈關頭充當二人的和事佬。當他們的議論從佛學轉入宋明理學時，蒙文通和熊十力照例又必爭論，錢穆仍須作緩衝。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4。最叫座的史學教授——錢穆（2）

1931年3月18日，顧頡剛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寫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說：“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

錢穆任教北大，講授通史課。他的講授有據有識，不騁空論，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比如關於中西文化的對比，他把秦漢文化比作室內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把羅馬文化譬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通史課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他自己也曾頗為自負地說過，“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既驚異於他的淵博，更驚異於他的記憶力之強。他因與胡適都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所以後來學生才會把這個沒有任何大學文憑的土包子和曾出國留學的洋博士相提並論，稱之為“北胡南錢”。

北大教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