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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的父親劉貴曾為光緒間舉人,著有《春秋左傳歷譜》、《尚書歷草補演》、《抱甕居士文集》等。母親李汝蘐,是江都學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曉經史。由於家學淵源,劉師培8歲起學《周易》,12歲時已讀畢《四書》、《五經》。
1898年,父親劉貴曾病逝,劉師培便由母親李汝蘐授《爾雅》、《說文》,並向堂兄劉師蒼問學。劉師培聰慧好學,博覽群書,內典道藏、西方哲學,無不涉獵,尤精歷史掌故,在經學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參加江南鄉試,中舉人。
劉師培是經史世家的傳人,其家藏書如海。劉師培十七歲即全部讀完了家中的藏書,然後論史談經,著書立說,在國學界被譽為少年大師,與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齊名。
劉師培早年喪父,祖母怕他出外吃虧,將他禁錮於家,所以他雖名聲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劉師培何許人也。劉師培因科舉考試失利,辱罵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緝,聽說陳獨秀、章士釗等人在上海辦《蘇報》,便來投奔。這日閒暇,陳獨秀到章士釗寓所聊天,忽一滿身汙髒、蓬頭垢面的少年叩門而入,對二人說:“我叫劉師培,從揚州家裡逃出來的。”章、陳二人考其《左傳》上的學問,始信此少年便是劉師培。
章太炎曾評價劉師培的治學道:“常人患不讀書,而申叔讀書過多,記憶太繁,而悟性反少,誠欲著書,宜三二載束書不觀,少忘之而後執筆,庶可增其悟力雲。”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間,劉師培講授“中國文學”、“文學史”課程並出版了《中國古文學史講義》。本書的出版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並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成為後世的典範。
劉師培家族幾代傳經,劉師培繼承家學傳統,研究《左傳》,著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徵》、《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著作。同時,他還研究《周禮》,著有《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作品,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劉師培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運用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著有《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等作品,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劉師培三十多年的生命歷程中,著作頗豐,其中關於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劉師培去世後,錢玄同等人將劉的文章整理編輯成《劉申叔先生遺書》。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後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學習的學生成為研究員,劉師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類似於現在的研究生導師)。開始,他所指導的研究科目為“文”和“文學史”兩個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週和第四周的週四安排一個小時時間,分別與“文學史”、“文”兩個研究方向的研究員進行研討。後來研討日期稍有調整,但仍是每月分別指導一次。從1918學年開始,劉師培所指導的研究科目調整為“經學”、“史傳”、“中世文學史”、“諸子”四個方向。在所有國文門的教員中,他指導的科目最多,次為黃侃,指導三科,餘者僅擔任一科,如朱希祖、錢玄同、吳梅、周作人等。北大的這一工作為編纂完善的中國政治史和專門史打下了良好基礎。但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時,徐樹錚乘機向北洋政府國務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國史編纂處,直接隸屬國務院,改稱國史館,北大的這項工作被迫中斷。
1919年,北京大學出版了《中國中古文學史》,此書是劉師培在北大中國文學門任教時所編講義,出版後很受學生歡迎,反響極大。
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學作為獨立的研究物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本書從政治、思想、風俗、時尚等方面闡述了文學發展變遷的大勢和文體文風的演變歷史。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廣徵博引,其引證資料的廣博和慎密,堪稱文學史著作的典範,而劉師培對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歎服。本書以引用資料為主,表達觀點為輔,在寫作方法上,先羅列史料,間或夾雜劉個人的觀點,再選錄相關文章,進行印證,相互呼應。
劉師培是近代研究魏晉玄學的開創者之一,早在1905年,劉師培就在其著述《國學發微》中對魏晉玄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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