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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

【諍友】

梁啟超和周善培相識於1989年10月初，當時研甫督學約定在武昌會合，梁、周都乘坐買招商局的官艙由上海到武昌。當時梁已經名滿天下，而周善培自認是個無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談。過了九江，梁啟超主動來找周談天，周不願與他多談。此後，直到周的《力書》出來之後，梁寫了一封信給周，表示願意訂交之意，二人開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調查，與梁啟超在東京見面。見面欷殻Ц鋅�季靡院螅�芫吞岢雋浩舫�熱碩哉�漵Ω涸鶉蔚囊餳��撼峽業厴鈄砸�獺Ｍ�敝萇婆嗑吞岢齠�碩┙壞奶跫��舜碩喙婀��俳鄙疲�浩舫�奔幢硎窘郵埽�院笸�慈���輳�浩舫�閌侵萇婆嗥繳�釒蓯苤毖緣吶笥眩�萇婆嘁嚶盟�鬧毖願娼牘�浩舫�奘�巍�

一次，周、梁徹談三天三夜，周善培勸梁啟超少談保皇的空話，多研究第二次如有變法的機會，如何以前事為戒，訂出如何有次第的辦法；同時周還勸梁少講公羊學，多研究周禮，因為中國原有一套整個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禮上。梁啟超聽從周的規勸，對於公羊他以後就少講了；但對於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來。

1912年，周善培聽說袁世凱召梁啟超去北京，便與老師趙熙乘船去橫濱，勸梁啟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說：“對德宗（光緒皇帝）是不該去，對袁世凱是不能去。”梁啟超被勸不過，於是吐露真言：他並不想去北京，但康有為催促他儘快成行，他不能違拗恩師的意願。最終梁啟超還是當袁的司法總長。

梁啟超當了司法總長，周善培認為，梁心裡還是贊成他的觀點，不過因為篤信南海康有為，才走錯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創造一種理論才能轉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來想去，決定從孔子書中找一種最廣泛的題目，提出若干合時的理論，對梁對症下藥，挽救梁啟超。於是，周善培用半年時間寫成《論語時義》一書，將論語四百廿一章丟開先儒的一切舊說，每章都借孔子的題目來發表他痛罵袁世凱和諷刺梁啟超的意見。周讓弟弟周竺君到京，將此書面交梁啟超，請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當著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劉歆來一面解釋學而不時習的毛病、諷刺任公）。看完後，他對周竺君說：“我已經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請你回去替我謝謝老兄，只說我知過了。請他容許我改過補過。”

1913年，袁世凱既奪取廣東，請周善培擔任廣東將軍兼巡按使，周謝絕了。袁又找別人勸周，周再次謝絕。第三次，袁讓梁啟超派人來勸，周再謝絕：“任公不妨事袁，我卻認為我決不可見袁。”從此以後，周善培與梁啟超雖不通訊，卻隨時看袁的舉動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準備隨時託人去提醒梁，請他預防，該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

周善培在《論語時義》中曾預測袁世凱想黃袍加身，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梁啟超。於是梁啟超早有準備，當袁世凱的“籌安會”出現後，梁啟超立即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此文發表後，周、梁二人進一步合作，計劃討袁。

袁世凱死後，周善培勸梁啟超說：“袁死了，民國的政治是革命黨的事，我們應當關起門來少談政治。談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熱鬧，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啟超當時認可週說的，但經過討袁，梁的社會地位又進一步提高，門庭若市，卻怎麼也無法冷靜下來。

張勳復辟時，梁啟超來找周善培同去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周反對梁去討張，並說：“講交情，我同老段比較你還有點兒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認識我，他卻認識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來分點贓。而他這人自己是沒有腦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壟斷權利、不願意別人分贓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從旁幫他勸駕，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麼拿一個毫無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權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說：“老段反對洪憲，我們不該佩服他嗎？”周說：“我也是因為佩服他這一點，所以結束肇慶都司令部以後，我還同他做朋友。”任公說：“為什麼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說：“當然是兩回事。作朋友誰也不侵佔別人權利；一共事，權利問題就來了。你連這種極淺顯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還談什麼政治呢？你既認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後長嘆一聲下臺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張勳打垮後，梁啟超擔任了財政部長，但不久就下臺了。

周善培常對梁啟超說：“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