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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周恩來之請作發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這篇發言卻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輯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梁漱溟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自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梁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親“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亦就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梁漱溟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梁漱溟的處世原則：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梁漱溟的家訓：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型別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學術思想自雲是：“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總結的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無時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學問題，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黃靖賢是家庭婦女，兩人經友人介紹於1921年結婚，育有兩子——梁培寬、梁培恕。梁漱溟給其子起名，可見“最後一個儒家”的精神氣象，寬恕之道屬於儒家精神核心。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他還說：“假如在或鬥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罰跪、遊街，三代祖傳的書畫、文物付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