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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錢者可以寫信給他，他可送上一張聽講券。一個叫唐君毅的學生，“受到一種精神的威脅沒敢去聽”。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託別人帶給他的五元錢。因為梁懷疑唐是沒錢才沒去聽的。當事者唐君毅晚年回憶此事時感愧與並。

40年代，在重慶、桂林辦學期間，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納了不少窮困的學生。他明知有些師生是從事民主和學生運動的，也樂於保護。當學生被捕時，他多方奔走、呼籲，保釋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的勉仁國專一度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和“避難所”。

梁漱溟好佈施，經常接濟一些難中的朋友、晚輩。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資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餘都幫助了因冤假錯案而生活無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借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前去索債。他的觀點是“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梁提醒已擺脫困境者還借款，目的是給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鴻壽寫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樂於助人，我們是萬萬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難時期，每月只給生活費9元，梁老聞之，不讓我求助於我的老伴。他說：“婦女受不得刺激，你還缺多少？”我說：“我不能戒菸，每月還缺14元。”他立刻給我28元。他補充說：“我平時修養不夠，現在冤假錯案，如此之多，心中還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於絡繹不絕的訪客，為健康計梁漱溟不得不親自書寫“敬告來訪賓客”的字條。上寫：“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談話請以一個半小時為限，如有未盡之意，可以改日續談，敬此陳情，唯希見諒，幸甚。”有心人從字的顏色和筆跡上判斷，那“一個半小時”的“半”字，是後來加上去的。真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認為在理，從不厭煩。覆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時無力作復，他都要在未復的函件上註明“待復”。對八方的不速之客，無論對方年長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誠相迎，客人告辭，送之門外，還鞠躬揖別。“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他已91歲高齡。發言者大多坐著講話，他卻15分鐘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請他坐下，他都謝絕了。

【悲憫】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頭閒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白頭髮老頭，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車，想跑卻跑不動，而坐車的人，卻拼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鬍子上都沾滿了血。這件事對梁漱溟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他當時便流出淚來。因此，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試驗區時，他長期在農村生活，只有過年才回家住幾天。在過年期間也絕不看戲，並且也不許他的家人去看。因為他體會了農村的種種苦楚，認為看一場戲就花去幾塊錢，實在是一種罪惡。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鉅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狷狂】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梁漱溟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人家問他：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

【愛國】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血案發生後，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他發表了《民盟秘書長的談話》，並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訊息，不禁驚歎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此語一時為媒體廣泛飲用，成為痛斥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經典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