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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夥好漢劫得了十萬貫生辰綱,而後大概經過一次坐地分贓,晁蓋、吳用等回了晁家莊園,三阮則“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隨後並沒聽說他們有濟貧的打算,也沒見他們準備扯大旗起義,如果不是東窗事發,保不準他們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這些好漢打劫的固然是不義之財,但其實質,說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動。
一些史學家說《水滸》描寫的是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事情,大嘴認為這個觀點是不好成立的,會帶給人太多的疑問,宋江起義是發生過,可較之《水滸》一書所載之事,可就是千差萬別了,作者只是借宋江起義的事情,杜撰了另一個全新的故事,即國人皆知的《水滸》。
閱讀之心
閱讀是讀者和作者的一種心靈撞擊,如果作品啟用了讀者心底的某些東西,讀者於是在閱讀中得到某種情緒的釋放,獲得某種*或者說是麻醉。
在西方國家中,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書應當是《聖經》了;而在中國,大嘴認為對社會思想影響最大的書應該是各種通俗小說了吧,如四大名著,《封神演義》、《西廂記》等等。
小說是一種民間更容易接受、更受歡迎的文學形式。由於通俗小說的故事更以戲劇、說書等等其他形式傳播,其影響是更加廣大了。說到武松、關公、姜太公、孫悟空,中國人中即使是從來沒進過學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談。
《水滸傳》之所以在中國八百年流傳不衰,大嘴認為是因為書中所描寫的一切,和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核心可能有太多的契合點,我們大概不能找出一本對中國人影響超過《水滸》或《三國演義》的其他小說。
清末大學者梁啟超寫過一篇叫《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文章,議論中國社會中流行小說對群眾影響之大。梁啟超對中國小說有很高的評價。胡適之、魯迅等對小說研究也很推崇,胡適對《三國演義》很讚賞,魯迅則有《中國小說史略》等研究著作。但奇怪的是,近代與當代的中國學院派文學評論家,反而只推崇高雅人士才會欣賞的西洋小說,而對大眾所歡迎的作品卻持一種貶低的態度,似乎讀者越多的書,價值反而越低,這讓大嘴有些鬧不明白。
第一章 說水泊 道梁山(3)
同時這也是一個爭論了很久而沒解決的問題。其實,真正的文學作品、好小說的評判者不一定是文學評論家吧,有一部作品能傳了幾百年仍為百姓所喜愛,本身就證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水滸傳》流傳數百年而歷久不衰,它主要的魅力在於對不公正的欺壓奮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
據說,《水滸》起源於金人佔領區中的民間傳說,由於抵抗侵略者以及*官吏、土豪劣紳的欺壓,平民武裝起來,暴力反抗之餘,不免打家劫舍,佔山為王。這就是中國的諺語所說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就是起源於此。許多人也是走投無路才上山為“匪”的!
《水滸傳》這部書對落草為寇的強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作了同情與認可的描寫,敘述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壓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書中濫殺無辜、挖人心肝等等場面,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未免過於殘暴。強盜匪徒從中學到講義氣、慷慨互助等美德都是可能的。但作者的本意可能是彙集民間的傳說與願望,寫成《水滸》,也反映了金人佔領區中廣大人民的心意。
對於那些受官府欺壓的平民百姓,只要“土匪”不傷害他們,而能劫富濟貧,他們就會對這些落草為寇的人抱著同情心。但濫殺無辜就是非人道的。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所心儀的該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傑,也就是那些能鋤強扶弱的英雄。
《水滸》講順民變暴民,但暴民最終被招安的過程,其中有許多底層社會的生存百態和謀生智慧;而《三國演義》則是講權謀講機變。這兩本書影響華人乃至東亞其他民族,把《水滸》當成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著作來看。就能發現它和《三國演義》都深刻地揭示了我們的國民性。
重新思考歷史是當前學術界的一種潮流,若藉著《水滸》這個標本對中國歷史進行反思。那麼《水滸》中所折射出來的就是中國的國民本質。
以一個普通百姓的眼光看《水滸》,在閱讀中感悟出些什麼。也應該是見仁見智了,自《水滸》問世以來,這種閱讀狀態應當是最普遍的。普通人看《水滸》會覺得好看、痛快,這種簡單的感受實質上揭示了人的最本質的閱讀功能:閱讀從來不是像外科大夫那樣去解剖一個東西,如果這樣的話則索然無味。
對中國人而言,《水滸》能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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