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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不是無產階級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資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夾邊溝的名單。但是，我被定為右派之後，不叫我做教練了，也不叫我當裁判了。我從河北師大畢業後僅僅在蘭州體委工作了兩年，可是在蘭州的體育界我是出風頭的。那時候蘭州體校設在市中心的蘭園，我給學生們上課。蘭園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燈光籃球場，每一場蘭州市的或者省級的籃球比賽，都是我執法，滿場跑，動作漂亮，反應敏捷，判斷準確……我走在街上許多年輕人認識我，叫我蘭園裁判。我還是甘肅日報的特約體育撰稿人，寫過介紹五六年赫爾辛基奧運會新規則的文章，寫過介紹小足球的文章。我還是甘肅人民廣播電臺的體育解說員。重大的比賽，我坐在球場邊上對著麥克風解說，電臺現場轉播比賽。但是，定為右派之後，我的工作就是比賽前畫線，抬保溫桶，抬開水，燒開水。往常叫我李指導的學員和運動員，現在在水房遇見我，這樣跟我說話：李祥年，把水燒熱了，我們要洗衣裳。李祥年，這水沒燒熱，怎麼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麼累，氣卻不好受。我一生氣乾脆就不幹了，不管領導怎麼批評我都不幹了，每天跑到蘭園北門的茶館聽人說書。於是，到了這年六月的一天，領導在大會上宣佈，李祥年因其態度惡劣開除公職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我對這一決定極為不滿，領導宣佈的那天，市公安局來了一個警察，他們原計劃一宣佈就叫警察把我帶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應。我說，我不去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黨對右派的處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敵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於開除公職的幹部允許其自謀生計自尋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謀生計。不等領導說話我又說，這是黨的政策，我按黨的政策辦的，你們如果違背黨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那就是反黨，反對黨中央。我要告你們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黨中央。

我的一席話說得鏗鏘有力。領導還沒遇到過這樣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沒見過這樣的右派，一時間他們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貿然上前抓我，體委的幹部們也都寂靜無聲啞然失色。大概靜了一兩分鐘，領導才說了一句：會就先開到這裡吧，叫李祥年先冷靜冷靜，回去考慮一下，明天再說。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計散會之後他們就要請示上級，如果上級回答對不服從組織處理的右派強行扭送夾邊溝，明天可就晚了！散會之後我就去了火車站，買了車票。傍晚等到機關下班之後回到宿舍，把被褥捲起來，叫個三輪送到火車站，當夜就上了44次列車，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裡，我不敢說實話，就說是回家探親來的。為什麼不敢說呢？就因為我媽思想積極——她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幹部，就是人們常說的街道老大媽。她因為工作積極還戴過大紅花呢。我父親雖說賦閒在家，但膽子小得很。舊職員嘛，唯恐有什麼禍事臨頭。五七年我被定為右派之後，我曾寫過一封信給父親，說反右鬥爭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親回信中就說過這樣的話：只要不定為右派，挨批判沒關係。我在家裡待著，心情不好，又沒事幹，就每天跟著父親出去，會他的那些票友，唱戲，消磨時間。在家裡待了一個月，蘭州市體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設計院黨委了。領導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家庭出身官僚資本家，這時在設計院當總工程師，膽子也小得很。領導對他說，林總，你思想挺積極的，政治上要求進步，家裡怎麼養了個不勞而獲的右派分子，還是勞教分子。我姐夫說我不知道這事呀。領導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勞動教養去。姐夫一回到家裡就說了這事，當時全家大驚失色啞口無言，我父親連晚飯都沒吃。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姐姐跟我談話，說，你還是要回蘭州去，我們給你拿錢買車票。我當時沒說不回去，因為我知道，我住在家裡對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牽連，他們保護階級敵人嘛。可是我心裡的確不想回蘭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兩三天，姐姐和母親沒再逼我，但管莊派出所的警察找我來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覺，母親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驚醒了，嚇得驚叫起來，像是魘住了一樣呻吟不止。我母親當時安慰我：祥年，你怎麼啦，怎麼嚇成這個樣子啦？別害怕別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談話，說，你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逃跑呀！我說黨的政策允許自謀生計，我是開除公職了，回家來了，這怎麼叫逃跑呀？警察說，勞動教養是經政法機關審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強制執行的，你還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後母親跟我談，祥年呀，你還得回去呀，政府的決定是不能違抗的。轉天，母親給了我些錢，送我到管莊的汽車站。在車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