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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我跟母親說，娘，我真不想回去。勞教農場吃不飽，每天喝稀糊糊，勞動比勞改隊還要重。母親說哪能呢。共產黨是講人道主義的，是講思想改造的，哪能餓肚子呢。我說蘭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夾邊溝了，親人們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飽，不能去呀。母親說，你不去怎麼辦呀，不能離開組織呀。我說已經開除了，還有什麼組織呀。母親說，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組織會在你改造好之後安排你的出路的。

車來了，離著還有二百米遠，我跟母親說，壯士一去不復還。母親是讀過大學的，她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她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哭了，抱著我的腿說，兒子呀，你要聽黨的話呀……

復還是復還了，但卻是二十年後。蘇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貴在西涼招為駙馬也是十八年，楊四郎失落番邦……我離開家後二十年又四個月以後才得以重返，那時候我母親已經作古了……

我和母親告別的一幕永遠地刻在我的記憶裡了。親媽。獨子，我的親媽把她的獨子攆出家去，叫獨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當然沒聽我母親的話。我不能在家裡待了，但我決不回夾邊溝去。我拿母親給我的錢買車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親戚但我沒找。我想，我的母親和姐姐都不留我，親戚們能留我嗎？我找同學去了。我有個同學張金鑄當時在一箇中學當老師，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紹我到新華造紙廠幹臨時工，一天掙一元八角錢。我幹了近兩個月臨時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親伯父，就是李鶴年的父親。他問我怎麼在天津上班？我說了瞎話，說工作調回天津來了。伯父問住在哪兒，我說暫時住同學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沒去，伯父便寄信給我父親，說在街上見到我了，為什麼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學家？我姐姐看了這封信，彙報了設計院黨委，黨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紙廠找到我，說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來，關到了看守所。過了幾天，蘭州市體委的辦公室主任和射擊教練來了，把我接回了蘭州。在火車上看得嚴，沒機會跑。到了蘭州，回到五泉山市體委的機關大院，藉著解手的機會我翻牆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結果射擊隊的小夥子們提著小口徑步槍追我，子彈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煙，我嚇得腿都軟了，被他們抓回去了。轉天就把我送到了夾邊溝。

……由於有過一次回家的經歷了，這天走到了家門口，我就猶猶豫豫不敢敲門了。我怕過不了姐姐和姐夫這一關呀。上次我媽媽給了我車票錢，我沒聽人家的話跑到天津去了；這次回來沒有任何手續，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來的，還能留我在家嗎？

我在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蹓躂，思想裡劇烈地鬥爭著進不進家。我的確想進家去呀，想看看親人；我的身心都疲憊了，真想在家裡睡一覺，休息休息，吃一頓飽飯。我卻又不敢進門。我逃出夾邊溝很不容易。可以說冒了很大的風險吃盡了苦，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親人們打個電話就把警察叫來，把我逮起來送回夾邊溝去。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說不定要“升級”的。

我在姐姐家門口走過來走過去，整整一夜也沒敢敲門。到六七點鐘天亮了，第一趟從通縣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車開過來了，我上了車。什麼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結束啦。

汽車到了市裡，下了車，我開始琢磨下一步怎麼辦。我從夾邊溝出來的時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錢，雖然整個路途幾乎沒買車票，但我身上的錢已經花光了。在石家莊買了兩隻高價雞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錢住旅社吃高價飯用了。我想找個臨時工幹，北京卻沒熟人，而北京的戶籍管理是很嚴格的，市民們對外來人警惕性極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頭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躂，在商店裡站一會兒，暖和暖和身體，夜裡就去蹲火車站的候車室。正是春節運輸的高峰期，流動人口多，我在候車室坐著睡覺並未引起警察的懷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兩三元錢了，我的內心很恐慌：怎麼辦，花完這兩三元錢後捱餓嗎？我想來想去，決定去偷了。我也看見了少數人伸著手向人乞討。這是不犯法的，我卻嫌丟人，張不開口向人乞討，再說，警察看見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還真怕被收容和審查。

我用身上的最後一點錢買了個電筒，又買了一把鉗子，鉗子插在衣裳裡邊的皮帶上。這天夜裡我闖進了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白天偵察好的，進修學院放寒假了，門口和院子裡冷冷清清的，門房的門鎖著，沒有人。

我是夜間十二點鐘走進進修學院的，門大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