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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已是黃昏，這天夜裡她又在我們組的窯洞過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溝，指著南戈壁上的一個叫明水河的小火車站說，你到那裡去乘火車吧，比去高臺火車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灘站了許久，看著她揹著揹包往前走去。那個揹包是我幫她打的，因為骨頭多，揹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軍人的揹包形狀，好背。她的身體是瘦小的，而揹包又大，揹包把她的肩膀都擋住了。那塊綠色的頭巾，她又裹在頭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灘上颳著凜冽的寒風。頭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個小尾巴一樣突突地跳著。

那個女人說要把軍毯寄回給我的時候，我不是跟她說了嗎，不要寄，如果我能活著離開明水鄉，有機會去上海的話，就去她家取毛毯。她當時還真寫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機會呀！你看我現在的樣子：羊倌。再說，如果有一天老天睜眼，可憐我，把我頭頂的山揭掉，我也變成像你們一樣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說要去拿那塊毛毯，那才值幾個錢？主要是那個女人在我的心裡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見到她——我也是沒法找到她了。那是　1960年12月份，夾邊溝的右派們在生死存亡的要緊關頭，為了取暖，都把書和筆記本當柴燒，我的那冊筆記本也被人扔進火堆轉化為卡路里了。

和李文漢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後來我就作為工農兵學員去西北師院讀書，畢業後留在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就再也沒見過他。再後來，聽回城的知青們講，他已經平反了，回了省勞改局，具體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工作，誰也說不清楚。

但是，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剛剛走到蘭州二中門口，就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臉一看就驚呆了：這不是那個腦門有點禿頂的李文漢嗎！和從前不一樣的是他的頭頂全禿了，後腦上的頭髮全白了。其他都沒變，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熱烈地握手，問他怎麼在這裡站著？他說，我就在這裡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邊省勞教局的家屬院。他立即就拉著我進了家。在他家裡我們整整聊了一天，還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訴我，平反以後，他在五大坪農場當了十多年生產科長，然後離休，全家就搬到蘭州來了。談話中他突然說起一件事來：喂，你還記得我給說過的那個上海女人嗎？我說記得。他說，我還真有機會去了一次上海，找過她。我說是嗎？他說，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話嗎？1957年，我就是因為寫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後的幾年裡，我的手癢癢，又寫了幾片論述勞改工作的文章發表。這一次沒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評為優秀論文，頒獎會在上海舉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後一天，大家自由活動，我去淮海路購物。淮海路的繁華，在我的眼裡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鱗次櫛比，遊人如織，摩肩接踵。我是想給老伴兒買幾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兒也是個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幾十年，把兩個孩子帶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連一件時髦點的衣裳都沒穿過——可是跑了幾家服裝店，也沒買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時髦的太時髦，不時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繼續逛商店，看見一家商店門口的牌匾上鎦金大字寫著：老字號伊麗莎白西裝店。店鋪的門面不是很輝煌，但卻莊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動了一下，伊麗莎白這幾個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還真想起來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溝裡，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視丈夫時對我講過，她家公私合營前有一家西裝店，店名叫伊麗莎白。她還說她家就住在店後的一幢小樓房裡。那女人拿過我的一條毛毯，用於包裹丈夫的遺骨。

心頭突發的一陣興奮，我走進了西裝店。我並沒有要回毛毯的念頭，我是想，既然走到門口了，進去問問，如果能見到那位女人，喝杯水，敘敘舊，不是很好嗎？

店鋪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顧客擁擠。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紀大一點的營業員——實際他也就三十幾歲不到四十的樣子——耐心地等他應付完幾個顧客，才說，請問師傅，你們這個服裝店最早的老闆是不是姓顧？營業員有點莫名其妙的樣子，說，什麼老闆？我們店是國營企業，不是個體經營。我說，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剛解放的時候，這個西裝店的老闆是不是姓顧？他的眼睛顯出驚訝的神色，你問這幹什嗎？公私合營的事我哪裡曉得呀？我說你們這兒有沒有歲數大點的人，瞭解這個西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