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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2010年5月18日《南方都市報》B15版，責任編輯劉煒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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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不認錯（1）

○　出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們已經不肯認錯，不敢認錯，甚至不會認錯。當然，也不會質疑，不會批評，不會辯護，不會道歉。

認錯曾經要資格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認錯這事，越來越難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氣大、粉絲多，就越難。要麼矢口否認，要麼一聲不吭，要麼倒打一耙，要麼把水攪混，甚至把質疑他的人統統說成是“文化殺手”。痛痛快快說聲“對不起，我錯了”的，幾乎沒有。就算有，也鳳毛麟角，屈指可數。

於是國人感嘆：這究竟是怎麼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似乎很鼓勵認錯。誰不知道“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蝕）焉”（《論語·子張》）？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這其實要有資格。資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時代，君子首先是貴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這樣的人，犯了錯誤，當然都看得見（人皆見之）；改正錯誤，當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錯誤，有可能“人皆見之”嗎？不可能。改正錯誤，有可能“人皆仰之”嗎？更不可能。認錯，是不是要有資格？

所以，認錯曾經是一種貴族待遇，也是一種貴族精神。那時，一個真正的貴族，如果有錯，要麼自己辭職，絕不等別人彈劾；要麼自己去死，絕不等別人動手。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殺不可辱”。至於小人，則根本就不存在認不認錯的問題。他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沒資格“自裁免辱”。這就叫“禮不下庶人”。

秦漢以後，貴族慢慢地沒有了。最後只剩下兩個等級：皇帝和臣民。於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員，所有人都沒資格認錯，只能“認罪伏法”。甚至沒有罪，也要聲稱有罪，比如上奏時口稱“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無罪而稱死罪，哪有真實可言？不過一種“姿態”。真正的錯誤，也就不會有人去認。結果，認罪也好，認錯也好，便都變成了“表演”。

認錯曾經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為只有皇帝，才有資格認錯。方式之一，則是在遭遇自然災害時下“罪己詔”。這看起來是“嚴於律己”，實際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鬧地震發洪水，是因為皇帝“失德”嗎？那他豈不是神？這就正如他們的“稱孤道寡”，你說是謙虛還是自誇？

然而效果卻極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頌聖之聲，不絕於耳。可見所謂“罪己”，名為認錯，實為表功；名為自責，實為標榜。實際上聖賢們講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錯就改，固然因為瞞不住（人皆見之），也因為有紅利（人皆仰之）。那麼，沒人看見，或者沒人捧場，還認錯嗎？多半不會。就算儒家主張“慎獨”，做到的也沒幾個。道理很簡單：既然是表演，沒人喝彩，誰肯粉墨登場？

有趣的是，這樣一種表演，到了四十年前“鬥私批修”的時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為所謂“鬥私批修”，乃是一場全民的“道德運動”。目的，則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義上的“君子”。於是，每個人都在“靈魂深處鬧革命”，每個人都在“狠鬥私字一閃念”。當然，每個人也都要檢討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罵自己。那些把自己罵得最兇的，往往能得到領導表揚、群眾肯定，在掌聲中體面地下臺，甚至成為幫助別人的“先進分子”。那可是中國人最肯“認錯”的時期。只不過，事後想起，卻是驚恐莫名和羞愧難言。許多人今天的不肯認錯，就源於對那場運動的“心有餘悸”。

我們為什麼不認錯（2）

認錯曾經很危險

事實上，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贖的途徑，逼人檢討也是搞垮別人的手段。因為一旦檢討，承認錯誤，就意味著“有了汙點”，在氣勢上就“落了下風”。就算這會兒不整你，把柄卻落到別人手裡了，隨時隨地都可以翻出來，老賬新賬一起算。我們畢竟不是皇帝，誰都擔不起這風險。

其實就連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臨天下”，是因為“奉天承運”。這就不能犯錯誤。犯錯誤，就不是“天之驕子”了。也因此，皇帝決不能認錯，更不能懺悔，最多隻能後悔，比如“悔不該酒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