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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12月5日，他還和秘書胡頌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與高壽得益於太太的精心照顧（胡適說“招呼”），他說——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經分裂病，躺在床上醫了幾年才死的。第二次結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兒，年紀輕，也很有錢。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涼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過冬。一個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開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還開過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開刀，將會影響大小便的閉塞。那次開刀是很危險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時，他的腦筋仍舊是很清楚的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適10年歸天，活到93歲，比胡適多活了22年。不過他們暮年都思路敏捷，腦筋清晰，可惜胡適的生活背景遠不如他的恩師。因為他的太太忙於“戰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臟病復發，再次住醫院後8個月，她才由美國返臺北，與丈夫團聚，然而才4個月，便永訣了。

綺色佳？紐約，筆戰逼上梁山，撥出“文學革命”口號（1）

拂去偏見的積塵，我們心平氣和，將歷史冊頁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雜誌2卷5號刊登了胡適寄自太平洋彼岸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改良芻議》一篇文章。可知？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訊號！再看，主編陳獨秀緊接在下一期（2卷6號）上寫了一篇充滿激情的文章《文學革命論》，“為吾友之聲振”，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所以說，首先撥出“文學革命”口號的是胡適，接過這個口號而擎起這面大旗的則是陳獨秀。但是“首舉義旗”卻是至關重要的，關係著胡適身家命運和身後歷史地位。我們實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適“文學革命”的由來。

“文學革命”一詞是胡適和他的幾位同志於中國文化命運的同學在筆戰、討論中冒出來的，真實概念卻是文字，白話文。起因是胡適對“清華學生監督處”（給留美官費生寄月費的機構）“怪人”鍾文鰲一項“廢除漢字，取用字母”主張的反感，但他也深感漢文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以為“活文字”，是日用語言文字，即白話文。這時，胡適尚在康奈爾大學讀書。1915年夏天，美東中國學生會成立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是該部文學股的委員，負責年會文學研討的選題。他與同期“庚款”康大同學趙元任分別提出了“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胡）、“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趙）。胡適首先提出了改良文言文的命題，切入了正在醞釀中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漩渦。趙氏的幾篇國語羅馬字拼音論文，現今看來，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我國漢字拼音化史上重要的學術文獻。

同年9月中旬，胡適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前夜，在綺色佳迎來了他的安徽老鄉梅光迪（覲莊）。梅剛從威斯康辛大學本科畢業，將去康橋哈佛大學讀研究生。胡適寫了一首共420字其中又11個外國字譯音的長詩送他，其中有一句“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引起了反響。他昔年的中國公學同學、現今低他兩年的康奈爾化學系同學任叔永（鴻雋）連綴胡詩中外國字譯音，做了一首遊戲詩，回應則他：“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文學革命”四個字就這樣在鄉情友誼，三人兩首送別詩的嘻笑諧趣中冒出來了。

然而，“文學革命”對胡適來說是有莊重用意的。9月20日，他在綺色佳去紐約的火車上，寫了一首其七律，分贈任叔永等康大的各位朋友，開門見山地道出他的“文學革命”主攻方向：“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意思很明白了：“文學革命”的起點是“詩國革命”：寫詩，反對琢鏤粉飾，要跟作文一樣用白話來寫。後來他回憶道：“從這個方案上，惹出了後來做白話詩的嘗試”（《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1915年下半年新的學年開始後，胡、梅、任三人三地各忙自己的學業，“但這只是暫時的停戰”。

1916年開春伊始，“偶一接觸，（筆戰）又爆發了”，“我們的爭辯最激烈，也最有效果”。梅光迪首先反對“移‘文之文字’於詩”；任叔永來信，贊同梅的意見，甚至刺胡適“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胡適不為二摯友逆聲所動，堅持“詩國革命”己見。筆戰硝煙起。爭論中，胡適深入研究“中國文學問題的性質”，從2月到3月，他“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