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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換句話說，所謂“文學革命”，就是“用白話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胡適把這一明確的見解，寫信告訴梅光迪。研究過西洋文學的梅回信居然很贊同。從此胡、梅成了胡適的“我輩”了。胡適欣慰的同時，繼續深究，小心求證。4月間，他從中國韻文發展的六個階段得出“詩變六大革命”的結論（事實）；又從中國散文發展中“活文學”（俚語）導流的“革命潮流”，證實自己主張的正確。於是他寫下了《沁園春？誓詩》，1916年4月13日發出宣言：“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綺色佳？紐約，筆戰逼上梁山，撥出“文學革命”口號（2）

看來胡適的“詩國革命”——白話作詩的運動一帆風順了。豈料，1916年夏季綺色佳鎮凱約嘉湖上的一波風浪，幾乎掀翻了他們共濟之同舟，又“引起了一場大筆戰，竟把（我）逼上了決心試做白話詩的路上去”（《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尚在6月，胡適去克里夫蘭參加“第二次國際關討論會”的往返途中，都在綺色佳作短期逗留，與那裡的老同學任叔永、唐鉞、楊杏佛、及梅光迪等交談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用白話文作文、作詩、作戲曲，尖銳指出“今日之我以為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話文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通及最大多數國人為一大能事”。這種相當先進的文學觀，立刻遭到梅光迪的反攻。

接著凱約嘉湖翻船事件引發了筆戰烽火又起。7月8日，任叔永、陳衡哲（即莎菲女士）、梅光迪、楊杏佛、唐鉞這一群中國留學生，泛舟高山湖泊凱約嘉湖，不巧遇暴雨，船劃到近岸時傾翻了，個個成了“落湯雞”。這本是一件生活軼事，但長於作詩的任叔永寫了首四言長詩《泛湖記事》，寄給哥大胡適。胡適一讀，覺得任詩裡什麼“馮夷所吞”、“言棹輕楫，以滌煩痾”、“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不是陳言套語，就是上句二十世紀的活字，和著下句三千年前之死句的雜燴，於是就寫信去指出、批評。任不服，回信反駁。原來已容忍白話詩的老梅，態度大轉變，出來打不平：“如足下之言……村農傖夫足為詩人美食家矣！”胡適回槍，一首千言“打油詩”，也是蠻入骨的——

“人閒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欲是如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鍊，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出幾個白話的囂俄（按，即雨果），/　和出幾個白話的東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嚴肅——

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

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7月24日）

7、8月火熱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熾熱地切磋“詩國革命”，一正一反地筆戰，終於使胡適清晰意識到，“現在只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堡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於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後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了，“吾自此以後，不再做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吾去志已決”，“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而行”。兩位好友因為不理解，幾乎與他分道揚鑣——梅光迪學成歸國後，做東南大學教授，成了頑固的復古派，更猛烈地反對白話文新文化運動——他只好單身匹馬去探索了。這種探索中的寂寞孤獨感縈繞著胡適，久久不散。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