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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訓詁、辨偽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綜合、解釋的工作。套用余英時的話來說，沒有先經過“小心的求證”，胡適沒有辦法推出他“大膽的假設”；＇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13…216。＇但是，這是他實證主義的盲點，完全不是杜威實驗主義的論點。如果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那是因為中國傳統所留下來的東西，都必須要先由他親自“下死工夫去研究”、實證主義地去重新整理過，然後再“從死工夫裡求出活見解來”。胡適註定沒有寫出他發願要藏諸名山的中國思想史，我們可以想象他晚年的擲筆之嘆：“予不得已也！”

胡適晚年之所以會有“予不得已也”的擲筆之嘆，“胡適膚淺論者”之所以能施施然誇言胡適膚淺，“胡一半論者”之所以能繼續眉飛色舞地傳誦其自以為是的刻薄無比的蓋棺論定，正是因為胡適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才情的因素，那是人所不知、眾所不察的。英國的柏林（Isaiah　Berlin）爵士在他的《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書裡，引用了古希臘詩人阿給勒克司（Archilochus）的一句話：“狐狸知曉許多事情；刺蝟就知道一件大事。”他說思想家、文學藝術家有兩種型別：第一種型別有一箇中心的思想或系統，其完整性與一致性不一定必須完備，但這中心思想或系統是他們用來理解、思考、感覺事物的根據；第二種型別則沒有定見，他們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蝟；後者是狐狸。柏林爵士用“刺蝟與狐狸”這兩個隱喻來分析托爾斯泰。他說歷來的學者和批評家都誤解了托爾斯泰。就以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為例，大家都說這本小說在文學藝術上舉世無雙。然而，其所表露出來的歷史哲學，則荒誕不經、不忍卒睹。柏林爵士說這是對托爾斯泰的誤解。他說我們如果要了解托爾斯泰，就必須認識到：“托爾斯泰從才情上來說是一隻狐狸，但一直以為自己是一隻刺蝟。”＇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6）；　pp。　1…2。＇

柏林爵士說托爾斯泰洞識人間眾殊相的能力無人能及。他能精準地刻畫出各個具體殊相的特徵，能捕捉出其韻味、感情與律動。不管描寫的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群或者是一整個國家，他都能夠把其獨特、複雜、微妙的每一個面向栩栩如生地為我們呈現出來。然而，像狐狸一樣火眼金睛的托爾斯泰所堅信的，卻是一種刺蝟所執著的單一的理念。柏林爵士說：“他所宣揚的不是永珍（variety），而是一真（simplicity）；不是意識的多重性，而是化約到單一的層面。在《戰爭與和平》裡，這個單一的層面是好人的典型，是一個獨特、自發、開放的靈魂；後來，則是農民，或者是那擺脫了煩瑣的教條和形上學的束縛的素樸的基督倫理；一種樸實、準功利主義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之下，事事相連，事事都可以用這個標準來作衡量的準據。”＇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p。　39…41。＇換句話說，托爾斯泰的才情是“徹底地屬於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冷眼面對事實（toughminded）、寫實主義的。然而，其感性的來源是自己明明是一隻狐狸，卻偏偏執拗地要像刺蝟一樣，熱切向往地追求著一個一元的人生觀”。＇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　75。＇　。。

前言（7）

胡適跟托爾斯泰一樣，是狐狸才、刺蝟心。柏林爵士用來描述托爾斯泰的才情的話完全適用於胡適：“徹底地屬於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冷眼面對事實、寫實主義。”胡適跟托爾斯泰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托爾斯泰以刺蝟自居，而胡適則以狐狸自視。托爾斯泰以刺蝟自居，所以他一味地追求一個單一的理念來作為人生、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儘管與此同時，他拒絕所有玄學的冥思，排斥所有編年排比的歷史，睥睨所有大放厥詞談歷史定律的誇言。胡適以狐狸自視，所以他會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以他喜歡教誨人家，說社會的改革、人類的進化是一點一滴造成的。

胡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