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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5）

胡適說他是實驗主義者。其實，他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基礎是“事實”，是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方法去找出來的“事實”。這句傅斯年說的話，胡適引以為共鳴的佳句，其實就是他的夫子自況。問題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果不能適可而止，可以演變成一個無止境、不知伊于胡底的歷程。當然，找資料、作研究可以是一種讓人樂在其中而不思蜀的樂趣，可以是一種讓人可以心甘情願地渾然忘卻找資料只不過是研究過程的手段而已。胡適膾炙人口的考據癖，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考據的樂趣，郎格盧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塞諾博（Charles　Seignobos）形容得最為生動。他們在其所合著的《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裡說：就像集郵、益智拼圖、拼字有其中的樂趣一樣，考據學家也自有其辨偽、解謎、拆障之樂；不管多麼鑽牛角尖，問題越難，解決以後的成就感也就越大。他們用了一個法國考據家的話來形容這種樂趣：“是的，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雕蟲小技。但世界上有多少其它的工作，它用來回報我們的辛勞的方式，是讓我們常有機會狂呼：‘我找到了（Eureka）。’”＇　Charles…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p。　123。＇

找資料、作考據與下詮釋、作綜合當然是相輔相成、不可須臾剝離的過程。然而，它們也同時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層次。用建築來作比方，資料就是建材，詮釋與綜合的完成就是建成的房子。胡適當然很清楚他選建材的目的是為了蓋房子。比如說，他在1920到1921年六個月的病中，開始對整理《詩經》產生興趣。1921年春天，他認定研究《詩經》“必須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韻、訓詁、文法，然後從死工夫裡求出活見解來”。＇　《胡適日記全集》，＇一直要到1922年8月間，他才又有時間重新拾起這個工作，興致勃勃的他，連題目都訂好了，就叫做《胡適詩經新解》，他認為至遲兩年可成。＇　《胡適日記全集》，＇然而，才不到半個月，他就發現自己想得太容易了：“研究一個字，其難如此……這部《詩經新解》真不知何日可成了。”他從這個經驗悟出了一個道理：“從前我們以為整理舊書的事，可以讓第二、三流學者去做。至今我們曉得這話錯了。二千年來，多少第一流的學者畢生做此事，還沒有好成績；二千年的‘傳說’（tradition）的斤兩，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漢，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　《胡適日記全集》，＇

“大力漢”的胡適，一輩子發了好幾次宏願要把他的哲學史寫完。到了1940年代，他已經改用中國思想史來稱呼他未完的夙願。我們從他寫給王重民的信，可以知道他在蒐集各類書籍，準備著手寫他藏諸名山之作。他不但訂好了兩漢、三國為《中國中古思想史》的第一期，而且也發願，說他要重寫漢魏思想史。然而，那些累積了二千年、二千斤重的“傳說”，還是得他這個“大力漢”親自出馬去推倒。然而，他才著眼漢初，就發現連“太學”這個題目都沒有可資利用的材料：“〈博士考〉一個題目，我欲藉此作漢代經學變遷的研究。偶一下手，始知謹嚴如王靜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賴！……本意只想為王先生〈博士考〉作一跋，結果也許還得我自己重寫一篇〈兩漢博士制度考〉。”＇　胡適致王重民，1943年4月5日，《胡適全集》，＇哪知半年以後，《水經注》就開始吸引了他的注意，彷彿著魔似的他，還以為只要費六七個月時間，全力為之，就可以竟全工。到1944年3月，他還很樂觀，雖然他同時也提醒自己還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著他：“作《東原年譜》，我久有此意。但為《水經注》案擱置《中國思想史》太久，此案結束後，恐須用全力寫書，不能再弄‘小玩意兒’了！”＇　胡適致王重民，1944年3月31日，《胡適全集》，＇試想，《中國思想史》都還沒開始寫，他居然又動念想寫《東原年譜》！

前言（6）

胡適一定很清楚，即使自己是“大力漢”，也不可能獨力推翻、打倒那兩千年的傳統。然而，他必須堅持科學實證的精神；他不能在還沒有作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