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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並作一類，說：無論“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適在美國接受的是自由主義教育，自由主義和容忍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在一個不寬容和反寬容的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是談不上的。執於此，在新文化運動發端之初，年輕的胡適在推進它時始終能以寬容的態度面對文化論敵。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個不寬容體現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或者說，胡適的“寬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寬容”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內在的裂痕，它最終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團體的分裂。如果說這場運動已經形成了我們20世紀的文化傳統，那麼，今天我們倒真需要反問一下，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至少，由它的“不寬容”所導致的歷史負面性，我們今天還缺乏到位的體認。

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篇態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後，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想看書來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3）

顯然，胡適的態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讀了信，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卻如同一份宣言書：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間的一通書信，構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同一陣營的不同文化對比。如果胡適的主張是對話和討論，陳的態度則是“不容”和“一言堂”。這是“文化霸權”，也是“正義的火氣”的自然流露。而陳唯一的理由就在於，白話的主張是“對”的、“是非甚明”的。陳獨秀沒有考慮到，所謂“對”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種“認為”，而“認為”常常是人各認為。當你認為“對”就不容討論，哪怕即使“對”的是你，這樣的邏輯也將導致文化專制——“對”的專制。

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看到，北大教授錢玄同披掛上陣。他比陳獨秀更進一步的是開始罵人了，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以“通訊”為題，錢玄同寫到：

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針對上述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錢接過話頭：

此等論調雖若過悍，然對於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我們今天回看五四，有些東西實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麼意義上，“能作散文之桐城鉅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錢玄同語）就要被罵為“謬種”和“妖孽”？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者罵人在先，並且以罵鳴鑼開道。你看，對方還沒出陣，它就把未來的敵手給“妖魔化”。有趣的是，錢氏不但罵以壯行色，還唯恐人家不罵，居然懸擬被罵者將“若何咒罵”。此公罵字當頭，理直氣壯，不就是認為自己“對”，自己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嗎？

更有遞進的是魯迅。1926年了，新文化運動已有10年的歷史，白話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魯迅對於反白話文的態度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

……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只要對於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

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當年，蘇俄的高爾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兩人的態度，何其相似乃爾。

那麼，胡適呢？和以上幾位相比，胡適是理智的、寬容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