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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孤立的，面對來自美國留學生對《新青年》罵人和不容討論的批評，胡適在《新青年》上表態：

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儘管趨於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無以代表《新青年》群體。上述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或先鋒，在文化氣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錢、魯的方式為主導，胡適則註定要被邊緣化。因此，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而魯迅，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到“咒”。這條“不寬容”的邏輯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

於是，我們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識界（左翼）在政黨背景下策劃倒段運動。11月29日下午，天安門廣場集聚著被運動來的學生、工人約五萬，散會後，群眾遊行示威。其中部分隊伍手執旗幟，上書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等標語，浩浩蕩蕩，直衝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而去。在現場，人們一邊高呼“人民有###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一邊以“正義的火氣”，點燃沖天大火，把恰恰象徵著言論自由的晨報館燒成灰燼，而晨報不過發表了煽動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張。事後，從新文化運動中已經分別走出但還保持私誼的胡陳兩人論及此事，胡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獨秀卻在信中反問：“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陳獨秀的邏輯一以貫之，當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許別人討論；同樣，他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對”，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夠的話）不允許對方存在或消滅它。不寬容的邏輯必然導致縱火這種表達“正義火氣”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又不斷升級……，終於，它釀就了20世紀這一百年來的血與火。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4）

胡適不是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危險，針對陳獨秀的反問，他的批評可謂嚴厲：

你我不是曾同時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燬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批評過後，胡適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運動過去了，“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國中，”令胡適驚心的是，這個不容忍的力量並不是舊勢力，他們已經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領頭人物，以及由他們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這讓胡適感到“悲觀”，他說：“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籲兮！胡適是杞人憂天嗎？歷史不幸如此，使我們倍感寬容的重要。當年，從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論不寬容，發展到這裡，就邏輯地變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們分明可以把握這其中的發展脈線。這條“不寬容”的脈線四處橫溢，它給20世紀的中國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國帶來了致命的傷創，甚至驅導我們走上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鬥爭哲學”的不歸路。這條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與火的一百年！今天，我們終於在時間上走出了那個世紀，我們在價值上也走出了嗎？答案懸疑。就這個時代而言，30年來的精神蛻變，從歷史上走失了的胡適又回來了，這個時代開始重新認讀胡適。但，儘管如此，胡適這個形象以及由它體現的寬容精神，是否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沒有，遠遠沒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翻過90年日曆之後，我依然感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裡，寬容依然是一種稀缺元素。如果進一步把它落實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認同並欣賞寬容，但寬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畢竟我還吃過前一時代的精神之奶，中過“毒”的我尚需長期克己。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前者姑置，後者如果像當年陳獨秀那樣“不容”異己的言論，哪怕你是正確的，所得也不過是“正確的專制”。現代社會，又有哪一種專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