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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薩特的存在主義，都在大談理想的幻滅。與我生活和經歷相關的幻滅卻是極為具體的：男女不一樣。一個女孩子結婚前要是處女，而一個男孩子卻沒有多大關係。我站在恐懼與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學畢業5個月，就結婚了。一年後，孩子就出生了。從此我的生活如同千萬箇中國城市女性一樣，不但要天天上班，還要帶孩子，做家務。我不知道還有別的生活方式。我身邊的每個女性都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這種生活讓我喘不過氣來。有什麼東西一直壓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負。那是一個女人的生活的重負。在辦公室裡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樣，沒有人因為我是女人而原諒我工作失職。在家裡我要帶孩子，做家務。丈夫並非不幫忙。可是他只是幫忙的，主責天然是我的。每天從孩子一睜眼，到孩子睡覺，我忙得根本沒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騎車先送孩子到幼兒園，然後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個人大聲地衝我喊，“你臉上怎麼了？”我停下車，摸摸自己的臉，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臉油放在臉上但是沒顧得抹在臉上。

我很想繼續上學，去讀研究生。可是我沒有時間複習功課。我的善良的婆母對我說，“你幹嗎要讀書呢？你能讀出什麼來呢？你有丈夫兒子，你丈夫讀書不就很好了嗎？”婆母為自己的兒子自豪，因為丈夫很會讀書。大學畢業的時候，由於那件背叛之事在當時的社會學校環境中被認為是道德問題，他被留校、留團察看，後來回湖北的一個師專工作。我們結婚三年後，他來北京在《詩刊》借調上班。他是詩人，讀書是他的天職。我是女人，雖然我也一樣大學畢業，但是，我的“天職”是作妻子和母親。為了給他時間和空間看書寫作，多少個週日的下午，我帶著孩子去景山公園裡的兒童遊戲場。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來了，他就會嘟嘟囔囔，抱怨我們談話沒有水平，浪費時間。我後來乾脆不邀任何女伴來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會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詩人童蔚約好下午見面。他整個上午就不高興，在我出門前跟我大吵一架，結果我就沒去成。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我無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場。

那個時代，報紙上也時時刻刻在宣傳男人為四化做貢獻，女人為男人的成功做貢獻，當好賢內助。記得有個電影叫《鄉戀》什麼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電影中只說一句話。她對她的丈夫說，“我隨你。”報紙一片歡呼，認為這是中國婦女的楷模。

可是，我還想上學。1987年冬天，我沒有讓單位知道，偷偷地報考了北師大的研究生。考試是過完春節後的二月份。可他邀請了他的全家來北京過春節。理由是我們剛剛有了一間房子，他的父母還從來沒來過北京。我請求他說，“能不能明年再請你的家人來，今年我要複習功課。”他沒把我要考試的事情當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與我們三口人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房間裡過年。我哪裡有可能看書？更糟糕的是我又懷孕了。我擔心如果告訴單位，單位會因為我破壞了計劃生育指標而生氣，所以我一個人騎車去宣武醫院做了人流產，又一個人騎車回家，一天之後就上班了，沒有向單位請假。丈夫沒有送我，也沒有接我。對他來說，看書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沒有考上。他得意地說，“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們那時住在北京琉璃廠旁邊的一幢古老的房子裡。我們的隔壁鄰居是一對工人夫婦。妻子是一個善良熱心的人。我們剛搬來的時候她給我很多指點。搬來不久，聽到他們吵架。聽到妻子在樓道里尖叫著亂跑。我聽著聽著，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滿面，血滴答著，濺在她的鞋襪上。那個丈夫跳著腳地又打又罵，罵自己的老婆是“二婚頭。”原來他們都是第二次結婚。我忍不住抗議，“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結婚，憑哪條罵她？”他卻自得地說，“男人結多少次婚都沒有關係，女人讓人破了身，還有誰願意要？我要她就不錯了。”

沈睿　走向女權主義（3）

現實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遠。我不知該怎樣解釋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讀書和寫作。我寫的東西常常被丈夫譏笑。一次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他看了後，嘲笑我說，“寫得比卡夫卡差遠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夢想都磨滅了。暴力居然出現在我的生活中，讓我深深恥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