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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　走向女權主義（1）

沈睿，學者、詩人，美國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證書、比較文學博士。現在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熱。我和七八個同學打好行李，搭車到了順義縣城。在縣城，我們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個山村行軍。

我們是高中最後一年級的學生。這是我們中學時代最後一個暑假。半年後我們就要畢業了。畢業後的方向似乎只有一個：下鄉插隊。我向幾個同學提議暑期去山區做社會調查，調查山區農民生活。我的提議居然被幾個同學響應了。也許我們都覺得所謂的社會調查，就好像是下鄉旅行。我們都為集體活動興奮不已。所以放暑假兩三個星期後，我們就出發了。

如今回憶起來，事情好像那麼簡單。事實也的確那麼簡單。我們還在文革之中，雖然已近尾聲，可是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們沒有預見到毛澤東和他的時代都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成長在文化革命時代。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上小學一年級。時代造就了我們。一個沒有老師參與的社會調查就由幾個學生自己決定了。我們其中的一個同學的父親是當時順義縣委書記。幾個電話後，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萬里，熱不堪言。我們自願不再坐公共汽車，走著到山區去。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種自找苦吃的大行軍。　七月驕陽。我是堅持走著去的人之一。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意志的鍛鍊。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來月經，小腹揪扭著痛，腰痠腿軟，難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時代不同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在這種信念的鼓舞下，我咬著牙，精神昂揚地走在前面。

我成長在相信男女都一樣的時代。報紙上，廣播裡，課本上我們學習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論。具體怎樣男女平等，在那個時代看來，平等就是一樣，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認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裝。男女一樣，　就是我們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這種時代成長，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沒有認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實上，我幾乎比我認識的任何男孩子都強。那天的行軍，就是我自強的證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行軍，還可以比他們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頑強。

那晚我們留宿在燕山腳下的一個鄉村。我們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動山搖的剎那，我以為是山上的水庫決堤了。我感到從地下滾滾湧來的像洪流奔湧的波動。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動山搖搖醒，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短暫，來不及想。等意識到是地震時，地震已經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鄉家的同學們大聲地彼此呼喚，跑來聚集在一起。哪裡地震了？不知道。怎麼回事？不知道。

那還是電視時代之前。我們這七八個同學裡還沒有一家有電視。何況在一個無名的小山村裡，沒有電視，沒有廣播。我們對外界一無所知。我們卻沒有猶豫，　堅持繼續向小山村行進。我們都年輕，我們都被革命的理想主義激情燃燒著。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達目的地的時候，膠皮的月經帶已經把我的大腿內側都磨破了，疼痛難忍。但我沒有吭一聲。我為自己自豪，覺得自己比堅強本身還堅強。

今天回憶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象徵意義。那就是我們那一代人成長的縮影。相信男女都一樣。就是女孩子也有一個強烈的、堅強的自我：像一個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樣。

在這種意識形態里長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學，成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經驗。就在畢業前夕，我突然發現了他的欺騙和背叛。在震驚與恐懼之中，我決定和他分手，卻沒有分手成。他的父母來到學校懇請我原諒他。我哭著給父母寫信，不知該怎樣做好。我的父母來信也說應該原諒他，因為一個男孩子花心並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還不到二十三歲，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女孩。我同時為自己不再是處女感到恐懼。我原諒了他。

沈睿　走向女權主義（2）

這個痛苦的經歷讓我開始懷疑　“男女平等”這個信條。那個時候，1981到1982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