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頁)

什麼？

1974年冬，有武漢知青出身的同學不知從哪裡搞來一本唐詩選、一本普希金集子，傳到我手上讀過。我背誦過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心急！/憂鬱的日子需要鎮靜：/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心永遠憧憬著未來，/現在卻常是憂鬱。/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回憶。）但這詩當時並未打動我。我沒覺得自己有什麼“悲傷”和“憂鬱”，因為我並不覺得誰欺騙了我：誰也沒有認真承諾過給我這個農民的兒子什麼特別美好的前途呀，我們這些農民的孩子沒有傻到將廣播裡、課本上和作文中寫的話當真。所以，我們也不會相信，有什麼特別“快樂的日子”在前方等著我們。

現在看起來，我當時的心境不是有什麼具體愁苦的“憂鬱”，而是陰鬱，是那種沒有穿透雲翳的陽光，沒有美麗動人夢想，想像不出值得嚮往的遠景的心靈灰暗。還是普希金說得到位，人的心只有“永遠憧憬著未來”，才能振作起來，堅定不移地向前走。諸葛亮所謂“成學”之“　志”，不論是志向還是意志，都離不開對未來的嚮往，對理想目標的追求與執著。

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當年無成學之志的我，可能屬於那種被動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對社會程序會產生什麼值得一提的影響。這不是“甘當革命螺絲釘”的奉獻精神，而是一種無奈和放棄。而今我不再這麼藐視自己了。我相信推動社會進步靠的是一種合力，是各種社會力量、利益群體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協的基礎達成均勢而形成的一種合力；而這當中就極可能凝聚了我的一絲綿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學者說，中國人是奴役與配合奴役，俄羅斯人是奴役與反奴役。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認同這種說法。以當年的農民來講，說他們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實。他們一方面是忍飢挨餓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極怠工軟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終不戰而勝之。如今的農民工，以所謂“跳樓秀”討薪，也是一種“反奴役”的表達方式。當然以無可奈何的消極的方式爭取“消極自由”，與確信自己的社會主體性，以一個有責任感的現代公民的身份，積極參與變革社會現狀的活動，兩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別的。

。　最好的txt下載網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3）

毫無疑問，是1977年冬天的恢復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它使我僵凍的心復甦，直覺某種機會將要來臨。在寫作此文時，我想到用柳條抽芽前的泛綠、春筍破土前的隆起來形容我當時對“形勢”的感覺；但推敲這兩個比喻並不貼切，因為春天的到來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復高考前我何嘗能期待什麼？事實上，那時候我還不能想像推倒“兩個凡是”後的中國會怎樣；而1977年學校領導不讓參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經主管全縣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繞過校方替我偷偷報的名，以致考分出來後經歷了校方不肯為我寫政審鑑定的曲折。那一段時間的心情並不輕鬆，卻有了盼頭。

前25年的人生經歷，使我明白了為什麼古賢說“哀莫大於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將近26歲時上的北師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別活躍。有段時間我們吃了晚飯就往西單跑，去看大字報聽演講。我們的《歐洲文學史》教材（楊周翰等人編，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時代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個名句我至今難忘，日益明晰而堅定地將之奉為座右銘。這句話出自他1856年寫作的《詩人與公民》：

你可以不成為詩人，

但必須做一個公民。

“公民”，當然是一種自我意識，是心靈維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雖然在沙皇王權的轄制下發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書報審查，但他的心從未臣服，對公民自由的嚮往和追求，使他與民主主義的同道們“善於說出真相”，創作了《俄羅斯女人》、《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等膾炙人口的詩篇，批判專制社會的種種罪惡，謳歌對正義事業的堅定的信念。

這個名句中的“詩人”一詞，可以替換成任意一種職業、專業和稱號。我不妨將它替換成“作家”、“評論家”、“雜文家”。

回首30年來的精神歷程（若從1984年我開始評論與雜文寫作算起，是22年），支援我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