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1/4 頁)

對於“文革”，我們農民一直是這種態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親讓我“下學”掙工分。從上海串連回來我就回鄉勞動了。“文革”留給我在生產大隊的記憶，是有人貼過公社幹部幾張大字報；搞了一段時間的“早請示、晚彙報”、“忠字舞”；中共“九大”前後生產大隊裡搞過一兩次遊行喊口號；“知識青年”下鄉，我們公社來了一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會唱情歌，“好吃懶做”的武鋼子弟，縣裡可以拿他們的招工招生換鋼材、化肥，有實權的幹部可以把子女搭便車招進城……如此而已。1967年聽說武漢有兩大派系，什麼“百萬雄師”對“鋼工總”和“鋼九一三”，打得很兇很熱鬧。那是他們的事。不上班、武鬥，照樣有糧票有工資，“吃飽了撐的”。我們農民不幹活誰管飯？工分少了“超支”，捱餓活該。

1973年夏季，我報名參加招生考試。即使沒有“白卷英雄”張鐵生搗亂，我也只能上中專。推薦與考試相結合，先定了我只能進中專組的考場，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大學。儘管如此，沔師畢業後我已提前達到了大隊民辦小學一位老教師對我的祝福——暨為我提出的人生奮鬥目標：1970年春我到大隊小學任教後，他誇獎並勉勵我說，“小鄢，好好幹，以後有希望轉公辦教師，到公社教中學。”

直到1977年冬忽聞恢復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對自己的人生一點規劃都沒有，甚至沒有想過“人生”之類虛浮的詞語；如果講到“人生觀”、“世界觀”之類大詞，也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套話而已。

奇怪，我當時怎麼就一點政治抱負也沒有？壓根兒沒有想過當教育局長、縣委書記之類領導，甚至連當校長的野心也沒有。我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當前在乾的那一份活幹好，對得起良心、不讓人瞧不起。至於前程，不勉強自己，也不指望別人，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處走”就是了。

當時的我，說是“多麼好的群眾”也罷，說是“麻木冷漠素質低”也罷，反正是知足認命、任勞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數”之一。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這些“農民”就沒有自己的想法。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2）

我是1958年記事並於那年秋季上學的。記得我們一幫小孩特別起勁地傳唱一些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童謠。其中一首是這樣的：“天上的星顆顆黃，隊長要我賣餘糧，賣了餘糧吃食堂。站著吃，睡著想，沒有吃的找隊長。　隊長把眼睛一眯，——找書記；書記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門一關——搞單幹！”這樣的童謠也不知是哪家的大人編的。若是那時的農民有手機，會用、且捨得花錢發簡訊，想必也會“段子”滿天飛的。上述童謠的流傳表明，不待大人物們發明“三自一包”，也不待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人們“發起”包產到戶，農民中早就不乏陝西農民楊偉名那樣的幹部群眾，早就希望“搞單幹”。只是歷史和現實教他們記住了“胳膊拗不過大腿”這條祖訓，能忍就忍罷了。

1976年的我，還真以為“公社是棵長青藤”呢。雖然捱了那麼多年餓，何嘗想像過人民公社制度會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過改革開放、自主擇業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今天的我，痛感自己學養不足，好多必讀的書沒有讀，只恨分身無術，不能一變三，讀書不耽誤上班和寫作。有時候不免自問：年輕時有時間有精力為什麼沒有用來讀書呢？

不能將一切都諉過於“文革”十年。1973年9月上中師之前在鄉下且不論；念中師之後，如果自己渴望讀書，還是有不少書可讀的。至少，馬恩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是可以借閱的。楊小凱、金敬邁不就是在監獄裡熟讀《資本論》的嗎？老實說，《魯迅全集》我是1978年上大學中文系之後才匆匆翻閱一遍的，《資本論》迄今沒讀過（現在是想讀，心靜不下來了）。這些書當時若讀熟了，今天仍然是一種有用的文化儲備呀。

似乎也不能說自己沒有求知慾望和對於知識的好奇心。在民辦小學教書時，我借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兩種高中數學課本自學；讀中師時從老師和同學手上輾轉借來莎士比亞的兩個劇本偷偷地讀，被　M　同學揭發，相關一串人都受到校方大會批評……

自己為什麼就沒有珍惜青春，抓住一切機會汲取精神營養呢？想想，還是諸葛亮的《誡子書》說得好：“非學無以廣才”，而“非志無以成學”。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最缺的就是“志”：我要學那麼多做什麼，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