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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寫作”的大略有三個心理動因。

一是心底不服氣。不承認任何人、任何勢力比我高貴，不承認誰有正當權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寫作、強制我必須說什麼。

這其實是一個人最樸素、最樸實也最真實的情感和認知。用否定句式說，沒有人是天生的奴才；用肯定句式就是那句幾百年來最動人的話語：人人生而平等。這股發自內心深處的不服氣，我曾莊重地表述在林賢治與邵燕祥主編的《散文與人》第一輯的《衛人新婦與雜文家》一文裡（收入1997年出版的自選集《中國的個案》，作為自序）：以剛下轎的新娘子即以當家主事人的口吻重新安排傢什、改變擋道礙事的陳規陋習為喻，結論是“咱們的雜文家本來就是中國公民，以她那樣的心態和口吻講話，不是完全應該當仁不讓嗎？”這股氣後來一觸即發，在應邀為人作序時寫下了《雜文新概念：公民寫作》這篇文字。我也曾引用蘇軾慰勉其弟的詩句“頭雖長低氣不屈”（《戲子由》），來抒發這股不平之意；更將在海外出版的雜文自選集命名為《放氣集》（出版者改為《鋼絲上的中國》，附註說明）。而我心裡常常哼起沙奶奶痛斥胡傳魁刁德一的唱詞：“你有理當著眾百姓講，縱然把我千刀萬剮也無妨”。（我們這代人所受的教育似抹不掉的金印，各種場景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句對應的樣板戲或革命歌曲裡的詞來表達。就像姜文主演的那個《北京人在紐約》，他開車去賭城的路上，一興奮就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006年1月14日的《南方日報》上有篇陳丹青的訪談，大標題是《說話比畫畫更重要》，最後一個小標題是《我最在乎自己能不能說話》。他說的正是我的心裡話。

我明白說這種話，對於當下中國那些仍在為溫飽苦苦掙扎的人是相當奢侈的。這個除夕，我在給內蒙古的著名學者曾憲東先生電話拜年前，偶然想到上網“百度”一下他，結果看到第二條是2005年12月19日的《內蒙古晨報》所載的報道，曾憲東到醫院看望當代“白毛女”黃培淑。報道說，五年前曾憲東一行發現她時，她住在山洞裡，下身無衣服遮體……這個在山洞裡蜷縮了23年的女人比歌劇中有奶奶廟住、有供果吃的“白毛女”喜兒悲慘得多。但是，我們這些有一定表達能力和機會的人，說話固然是自我一種根於本能的需要，我們“以筆為旗”追求社會正義，不也有利於這些仍在為生存權而苦熬的人們改善處境嗎？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4）

如果“白說也要說”是基於不平則鳴的天理和不服氣的本能，那麼，我同時也相信“說了不白說”。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的言說（社會行為之一種）可以參與並影響社會的程序，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變化，是水滴石穿中的一滴水，乃是我從事“公民寫作”的第二個心理動因。

正月初四（2月1日）有幾位朋友電話問我：你寫了“批”仇和的文章嗎？有說是在“部落格中國”我的“專欄”上看到的，有說是在人民網上看到的……我沒有寫呀。上網一看，原來是“部落格中國”將我兩年前發表的舊文《把仇和式的強人留給歷史》於1月30日重新搬上了網（該網站上我的“專欄”文章全是編輯選貼的已發表作品）。選在仇和官升副省長的時刻重貼，我不反對。它表明我的這篇文章還有針對性。若用此文來證明“說了白說”我是不同意的。我根本沒有指望人家看了我這篇文章及相關“輿論”後就不提拔仇和。我相信，持我類似觀點的人一多，中國的政治文化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假如哪天有了一票頂一票的選舉權，不認同仇和執政模式的人就不會投票給他這類官員。

類似的，網上反美仇日的“憤青”很多，但這些年也總有人不斷翻出我的舊作《孩子，你怎麼會這樣想》（駁視薩達姆反美為英雄的）、《“愛國賊”》、《民主的力量》等篇什重貼在網上。作用大小不論，至少它們的存在是文化生態多元化的表現。

相信“說了不白說”，除了不妄自菲薄的自信，還有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進步的體認。這是自我激勵的第三個動因。

如果僅從一己際遇來看，正當盛年時，不明不白被貶抑且將終老於每週聽從一審二審裁決發落的最底層編輯的我，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心懷怨尤，卻沒有任何緣由和必要對誰歌功頌德（偶然得個文學界的大獎，無改於我在新聞單位的處境；對於支援、勉勵我的讀者和師友，愛護、關照我的同事和某些領導個人，感銘於心另當別論）。但是，我們對於社會現狀的評估，需要冷靜客觀。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太樂觀以致期望值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