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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能見度低得汽車白天都要開大燈。

怎樣治理沙塵暴呢？當時電視上的標準畫面就是，內蒙古、甘肅一帶的群眾頂著狂風，刨開樹坑，種植手指肚般的楊樹苗。記者採訪牧民，牧民們都希望樹木快快長大，擋住沙塵暴；在街頭採訪北京市民，異口同聲的回答也是，“種樹啊，種樹擋住這討厭的沙塵暴”。2000年前後，人們腦子裡的模式依然是“人定勝天”，相信人力能夠戰勝沙塵暴。

為了治理沙塵暴，迎接2008年奧運會，中央緊急啟動“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護林”四期工程，人們開始把大量的財力、人力用於草原和荒漠地區造林。

造林能夠奏效嗎？帶著這樣的問題，2000年冬天我們來到了內蒙古正藍旗渾善達克沙地。在這裡，我們要設計一個5年的試驗，試圖尋找一條造林以外的路子。這個路子的出發點就是，按照生態學的規律，草原上的優勢植被應當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擋沙塵暴的效果，遠不如草捂蓋沙塵暴的效果好。

2001年，試驗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減少了人為壓力後，密密麻麻覆蓋了40公分的草。當年參加北京高科技周召開的“西部大開發與生態建設國際研討會”，我在大會上宣佈了這一初步成果。當時的發言題目“以自然力恢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受到了聽眾的熱烈歡迎。那次會上，我還邀請了當年我在英國的合作導師、英國皇家會員布萊德什先生參加會議，劉淇市長髮的邀請信。布萊德什很贊成我的提法，認為很有意義。他是當今國際上公認的恢復生態學權威，他的鼓勵給了我很大的動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裡，我正和正藍旗巴音胡舒嘎查（村）烏書記的小兒子呼合圖格一起吃早飯，他用半蒙古語半漢語告訴了我他的一個發現，大概是實驗地裡的草長到了半人高。我當時非常興奮，腦子裡一閃，認為這就是我們期待的結果。激動之餘，早飯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機、攝像機，開上車隨他到了實驗地。那是我們所做的4萬畝試驗中的一塊區域。

眼前的景色誰都會被陶醉的：綠草已經齊腰那麼深了，各色花朵裝點其中，微風過處，風吹草低，這才是草原的風光！當年15歲的呼合，估計也沒見過這樣的景色，所以才會高興地告訴大人他的發現。實際上，兩年前，這裡還是一片退化嚴重的鹼灘。

我更加堅定了自然力恢復退化生態系統的理念。從此以後，我用了大量的時間寫文章、上電視，宣傳這個簡單易行的做法，反對在草原上造林這個投資大、見效小的流行做法。一個蒙族中學生的發現改變了中國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來，我參加了各種科普與社會活動，進行各種學術演講與科普宣傳。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態恢復的“以地養地”模式和“藉助自然力”恢復在國內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層領導的認可。

再次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週末》發表記者劉鑑強、曹筱凡的訪談文章“自然比科學家的力量更大——專訪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博士”。

在這次訪談中，我指出：如果我們花那麼多錢還做不過大自然，那就應採取科學的態度，老老實實退出。科學需要發現，我們在這裡的實驗，最終有了這個發現，中科院在其他4個地方的實驗，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封起來不動的地方，生態恢復要比花錢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認這個結果，那麼“三北防護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蔣高明　向權力訴說真理（3）

我說，中國“三北防護林”工程、前蘇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阿爾及利亞“綠色壩專案”、美國“羅斯福工程”號稱人類有史以來的世界級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護林”又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羅斯福工程”後來調整策略（護土、還草、人退、放棄造林）取得成功，其餘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態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區以乾旱半乾旱區為主，不適宜大面積森林分佈。樹木消耗的水分遠大於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黃秉維院士當年就形象地稱之為“抽水機”。試圖透過人的努力將森林覆蓋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價巨大，水分、溫度和風速等註定了這是個“童話”。我們承認大西北經過人的努力，長出了不少樹木，但這個代價是動用了後代的水資源。

而對我國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的做法，我坦率地表示：這主要是認識的“誤區”，“綠化祖國”常被等同於“樹化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