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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一出，偌大的屋子裡，悄無人聲，空氣彷彿凝住了。我也有點後悔，火氣太盛，太不給人留面子了。但一轉念，與其糊里糊塗出去，不如弄得明明白白再走。這時監獄的管教科某科長，平時與我較熟。他站起來有些打圓場似地對我說：“王學泰，不要賭氣嘛！人家法院放了你，我們也不能留你啊？這地方也不是誰想來住就可以住的。再說你們單位和家屬都來了，他們準備高高興興接你回家呢！”

這幾句很實際、又富於人情味的話還是打動了我。我已經入獄三年半了，年近七十的老母親為我操碎了心。她所在的單位就在“一監”東面，相去的直線距離不過數十米。每天上班都要從監獄東牆經過。別人的冷麵白眼、閒言碎語，幾乎天天都都會遇到，她的難堪與悲哀，可以想見。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那時出了問題，朋友遠去，老婆離婚，兒女劃清界限，惟有老母，兒子還是她的兒子，不僅心裡想著，接見日還要來看，哪怕經歷千山萬水。於是，那種不苟且離開監獄的想法動搖了，我有些猶豫。管教科長把那份判決書拿了過來，要我簽字。我又看了一遍，說：“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說法，怎麼能簽字呢？”本來緩和下來的氣氛又有些緊張。“市中法”的來人也很為難地說：“你不簽字，我們回去如何交賬呢？”

雙方就有些僵持了。我不說話，“中法”的人也不說話。時間過得很快，大約有四點多鐘了，本來只是走走形式，發了“再審判決書”就完事的，不想拖了這麼長時間。仲秋的北京，下午四點，太陽就平西了，斜陽穿過老槐樹的枝葉，照進這間屋子。

“市中法”的來人顯然有些著急。管教科長再一次走到我身邊說：“王學泰，你要考慮，‘中法’的同志還要解決其他人的問題呢！”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同案”還有待於解決呢。這時科長說：“我看這樣吧。你籤個字，表示你收到這份判決怎麼樣？”我覺得這是兩全之計，答應了。這時那份“再審判決書”又推到我面前。我在指定的位置上籤上了名，並寫道“收到判決書一份。”後又補充一句“但不同意”。法院審判員看了看，又互相看了一下，表示可以了。

簽了字，平反一事告終。來人各自散去，出門的手續早已辦好。這時有兩人過來與我握手，表示祝賀。他們是房山文教局的，也就是我所在單位的。並說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些日子，單位通知你再上班。管教科的把我們送出大門，門外我的妹妹、弟弟還有一些朋友在等著我。大門外，停著文教局的212吉普。正是這輛車把我送進監獄的。今天它又接我出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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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　我的平反路（6）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出獄了，家中是一片歡騰。母親對於無罪判決是極滿意的。只要“無罪”就可以了。至於“錯誤”不“錯誤”不是快七十的母親所關心的。

對我來說。弄清以前的問題是必要的，因為這不僅是事關是非曲直，而且還影響單位的工作。那時權威機關的一紙公文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決定性。於是，我在三天之內就寫好了“上訴書”，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

那時，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在北京還是方興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還是很積極的。他們派出許多老幹部、領導幹部作接待人員。我到接待站一看，白髮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過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說話口吻特別和藹。她很注意傾聽我的申述。當我向她陳述我對“有損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這個判斷的意見時，她靜靜地聽著，沒有打斷我的話，更沒有反駁。大約近半個小時，我才說完。她聽完，沉默不語，我關注著她的表情的變化，琢磨著她會如何駁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陣然後很誠懇地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大家都從那個時代過來，誰敢說自己沒說過錯話呢！”她這句話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無話可答。此前和此後我多次與具有人事管轄權的單位和領導打過交道。“高法”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護本單位錯誤的領導同志。她的真誠和毫無官派作風的做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這件事都不由得激動。我覺得她的這種態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物質還很困難，但那時的人們都有一股心氣，人和人之間多的是關愛，少的是互相妨礙。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個“再審判決書”。從表面上看，它與第一份沒有什麼區別。細看一下，那句“其中雖有有損毛主席光輝形象的錯誤言論，但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