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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強調了當時的言論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下署1978年10月19日。有了這個結論，我經過考試，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調動的最後一關是政審。那時所裡有七位正副所長和黨委書記。七位都同意我調進，可是人事處的一位領導說，他的歷史太複雜，怎麼能進社會科學院呢？一位所領導說，他有什麼複雜呢？連三青團都沒入過，解放時才六七歲，還不是你把他搞複雜了。後來那位人事處領導也贊成了。

所領導的這句話給我留的印象很深。這幾十年，把多少本來是十分簡單單純的人改造成為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做了許多欲益反損的無用功。

1980年5　月我調入文學所。一兩個月後，一天，人事處一位年長的同志笑著給我一封“市中法”的來信。開啟一看，又是一張“再審判決書”。這次有較大的變化，有兩點：一，把“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改為“都是針對‘四人幫’的”；二，是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錯誤的”。但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

我在文學所工作20多年，一直到退休，不敢說有大作為，但多少還是做了些有益於社會文化的事。

還有一個改正

“反動學生”的改正是平反的尾聲。1979年初，到高教部去問1964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的問題。那時高教部在今西單商業部那裡。學生司在三樓，我上樓時與一位老先生打個照面，他抱著一大摞檔案，灑了一地。我幫他收拾檔案，他向我道謝。我就便問學生司是哪間屋子？他回答說，我就是學生司的，跟我走吧。我問他1963年到1965年學生清理思想事。他說這事他知道，整所謂“反動學生”，不僅北京有，全國許多省市都有。安徽省有位歸國華僑女同學被整成“反動學生”，下放到農村管制勞動，還死在農村了。我們正在給中央寫報告，要求中央給政策解決這類問題。大約受害者有1000多人。後來聽說這位老先生曾是蔣南翔部長的秘書，後是學生司的負責人。許多在南口勞改過的反動學生都來到過北京，包括頭些日子打官司的曹天予，也都找過這位老先生。一次，找到60年代北京市高教局局長魏明先生，他還用自己的車子拉著我們在北京跑（我們在南口時，他多次到南口訓話）。不久中央有了批示，說比照1978年所發的處理右派問題處理。也就是予以改正，這可以說是我的平反的繼續。

王學泰　我的平反路（7）

北京師範學院動得真是很快（有的高校遲至1983年還沒有解決完）1979年3月10日給我寄來一份“改正決定”。其全文如下：

王學泰同志是我院64屆畢業生，在64年清理思想運動中被定為反動學生。經複查，屬於錯案，由黨總支討論透過，黨委批准，予以改正。

中共北京師範學院委員會（印）

1979．

折騰了15年，在人生路途上跑了多餘的一圈，此時總算告一段落，一切再從頭開始。可惜的是不僅是我，有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們國家和民族都跑了許多冤枉路。

邵建　“走近”胡適先生（1）

邵建，　南京曉莊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學與現代性批判》、《知識分子寫作：世紀末的“新狀態”》等。

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於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這段話來自《武嶺樂亭記》，它駢散交錯，文字稱美，是民國時代進入國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為編《大學人文教程》，我隨朋友們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項安排是去績溪上莊拜訪胡適故居。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車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帶的山道，一邊是嶺一邊是溪，便不由得產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視，儘管它寫的是浙東。皖南與浙東，同樣山水形勝，人傑地靈。對著窗外不斷移動的秀水青山，一車人都在慨嘆：難怪這裡出了胡適！

從胡適故居中出來，正逢一間學校放學，我隨意問路邊的小學生胡適是誰，一連兩次，誰知都望著我搖頭不語。是不知道、還是有什麼隱諱？我不解。真不知上莊人是怎麼看待這個前輩鄉賢的，這個不是生於上莊卻是從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先知”。

不過，這個“先知”在20世紀的命運卻是繞有意味的。

胡適，18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