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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往往在千人以上。哲學所的梁志學先生講“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地點居然安排在中國天文館，人民大學開設“現代西方哲學系列講座”，可容千人的大禮堂場場爆滿。我記得，武漢大學江天驥教授講“邏輯實證主義”，北京大學熊偉教授講“存在主義”，我參加了。江教授說廣東話，人們聽不懂，但至少有好幾百人堅持坐到底。熊教授是海德格爾的親傳弟子，所以吸引的人非常多，但他顯然心有餘悸、言不由衷，說什麼“現在年輕人穿小管褲，梳飛機頭，就是受了存在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這使我極其失望。

1986年年初，剛從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的G找到我說，打算把我們這些朋友聯絡起來，成立一個在社會上從事學術活動的團體。我一開始覺得行不通，一是對我們的水平、能力不自信，二是在此之前已經成立了不少這樣的團體，尤其是其中的“中國文化書院”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學術實力雄厚，在社會上活動很有能量和辦法，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我擔心我們這麼晚才起來，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

G堅持說服我，很快就把我說動了，而且，我們越分析形勢就越是感到樂觀和前景光明。“中國文化書院”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國學學者，鑑於近30年來對傳統學術文化的打壓，國學一片凋零，他們的復興活動屬於恢復正常，取得成功當屬自然，而且，他們搞中學，我們搞西學，不存在發展空間的競爭。“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勢頭很好，能量很大，核心力量是自然科學院的學者，興趣在於吸收當代科學中的最新成果和方法來構建一套新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不知為什麼，這些以西學見長的學者竟然對20世紀西方主流的人文學術沒有表現出興趣，這一廣闊的天地至今還無人問津。我們這批朋友以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生為主，專攻存在主義、現象學、解釋學和分析哲學，引薦這些學術思想到中國來，正是發揮我們的長處。

我們還分析說，現在從事學術文化活動的一些團體和個人，總想馬上提出一整套理論，想要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但他們完全沒有顧及中國學術思想大大落後的事實，弄出來的東西只能是過眼雲煙。學術思想和文化建設有自己的規律，欲速則不達，現在剛開始復甦，在幾十年之內，主要的工作應該是瞭解情況、積累資料。G明確提出，我們要以慢為快，在20年到50年之內，集中力量搞翻譯，力爭5年趕上蘇聯，10年趕上日本，他指的是翻譯出版現代思想家的全集。這個想法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中得到系統闡發，其中引證梁啟超的話說：“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因為這個宗旨和追求，我們的小團體叫做“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其工作包括4個方面，主打是“學術文庫”，這體現了本編委會的品牌，然後還有“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以及一套期刊性的論叢。

編委會的工作非常有效率，其宗旨和方向與當時的社會需求十分投合，大有“開風氣之先”的聲勢。成立之後大約只有短短一年多，在國內和海外就相當有名聲，被視為“全盤西化”的有力倡導團體，我們對自己的定位和外界的評價是相當得意的。

我只來得及參與編委會的前期工作，就於1986年9月到英國牛津大學，師從當代著名的語言哲學家達梅特（Micheal　Dummett）研修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直到1988年夏天歸國。

我回到北京，立即產生了恍若隔世之感。原先的朋友和同學中，已經有人成為名人，編委會的聲勢和氣派與我出國時不可同日而語。我記得在我臨走之前，朋友們聚集在我那庫房式的、暗無天日的小房間中商量成立編委會的事，我家連凳子都不夠，我一直坐在門檻上，中午煮了好幾鍋掛麵招待大家。回北京後，編委會設盛宴為我接風，以後商量編務，常常進飯店。我一時非常不習慣，給一位回貴州探親的朋友寫信說：“歸來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時還用歡迎我的名義，真想有‘罷宴’之舉，又恐被嘲笑為響應人民日報的號召而成了俗套，悻悻然作罷。”其實，與90年代以來到今天的吃喝風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麼，但和以前清貧的學生生活比，則是有些奢侈浪費了。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5）

編委會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因為出版社給了一些編輯活動經費。不過和另外兩個山頭相比，我們只能說是窮光蛋。為了得到一些經濟效益，更是為了傳播新知識和擴大影響，編委會在北京辦了一個講習班，在全國招生。第一講由我們的主編上陣，我記得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