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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陳世美”們似乎沒有人成功地謀得新歡，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學校的處罰和同學的批評、議論。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3）

經歷“文革”摧殘的大學校園在70年代末顯得生機勃勃，思想空前活躍。最吸引我的是各種課外講座，數學教授們的講演我幾乎一場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們講完專業問題之後，總要小心翼翼、自責地補充一句：“我這次沒有闡述馬克思《數學手稿》中的光輝思想，這是我今後要努力學習和改進的。”我讀過馬克思的《數學手稿》，那根本不是數學著作，而是黑格爾哲學概念的搬用，但教授們不發揮馬克思的思想總有一種有罪感，就像幾年前發言、寫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語錄就沒有正確性一樣。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講演很大膽和刺激，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是：“其實，歷次運動整知識分子，下手的還是知識分子。”在討論“真理標準”的開始，四川大學一位哲學教師來做報告，談到她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似乎有以身家性命為賭注的緊張氣氛，我不明白，為了一個簡單的哲學命題，怎麼會鬧到這個地步。

我在“文革”期間結識的兩個好朋友H和Z與我同年，他們對於報考大學沒有信心，以為年齡這麼大根本沒有希望，結果直接考研究生倒考上了，而且都是北京大學！一個是西方哲學專業，一個是英美文學專業，他們考得十分順利，成績名列前茅。在H到我家告訴他的喜訊時，一個念頭油然而生：我怎麼就丟了研究生呢？當即下了決心，下一次一定考，也要挑最著名的學術機關！

上大學只有一個多學期我就開始準備考研究生，我原本打算報考數理邏輯專業，在此之前自學了希爾伯特和阿克曼的經典教科書《數理邏輯引論》，但第二年卻沒有相關專業招生，於是改考現代西方哲學，打算研究羅素，這離原先的計劃最接近。準備工作相當艱苦，因為本科課程很重，不過考試比較輕鬆，我問了考場上坐我周圍的相同科目考生，他們居然連指定的專業書《分析的時代》都沒有找到，這是“文革”前內部出版書籍，我在當知青時就讀了5遍以上。

大約在1979年9月下旬，我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錄取通知書，這引起了一陣小小的轟動，數學系為我搞了一個熱情洋溢的歡送會。那一年，四川師範學院一共考取3名研究生，全是77屆學生，當然我們的教師中報考的人更多，但沒有一個人考上，儘管他們的條件要好得多。我在學校賴到最後一刻，因為我太喜歡學習數學。我告別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最懷念的，是和大家一起解難題的幸福時光。好幾個同學後來告訴我，這話把他們氣得半死，外人很難體會解不出數學難題有多痛苦，這完全不是可以靠勤奮、開夜車解決的！

我依依不捨地告別心愛的數學，隨著北上的列車開始了另一種生活，一路上心潮起伏。那時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事，我的一個親戚是大學的系主任，他的一個熟人考社科院研究生失敗了，他為我的考取十分自豪，說：“敢去考就很了不起，更不用說居然還能考上！”我一個哥哥在祝賀之餘有些遺憾：“好倒是好，不過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幾十年來，中國人的不變觀念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社會科學總是意味著危險。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似乎乏善可陳，沒有校舍，我們哲學系的學生暫時住在通縣的一個車馬旅館裡，條件較差。我很快就發現，社科院有很強的研究力量和傳統，但教學完全不行（我認為經過了近30年，時至今日還是如此），我除了主動去上上一屆邏輯專業研究生的數理邏輯課程，其餘時間完全是自學。

我們當時正處在一個思想解放、熱氣騰騰的時代，西單“民主牆”前天天都是人山人海，圖書室裡，除了可以看《###》，還有幾種香港出的政論性雜誌，哲學所的負責人是一位曾經在軍隊工作的高階幹部，他經常來看望研究生，帶來不少內部訊息，相比於其他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他說話相當沒有顧忌。那時黨內正在熱烈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這位負責人的議論中可以知道，他和許多人都主張對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講深透一些，對“文化大革命”的危害說充分一些，不過，最後的表述沒有采納這種意見。

1986—1989：“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4）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真是熱得現在難於想像，記得我剛到北京念研究生時，舉辦一場哲學專業的講座，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