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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　我當人大代表的故事（1）

葛劍雄，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等。著有《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發展史》、《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簡明中國移民史》（合著）、《中國移民史》（一、二卷）、《往事與近事》、《泱泱漢風》、《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葛劍雄自選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陽——阿里考察記》、《劍橋札記》、《中國古代的疆域變遷》、《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合著）等。

1976年9月，毛澤東的追悼大會結束後的一天晚上，我與一位當時最密切的友人議論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當時流行一句話：“兩個人說真話，三個人說假話，四個人說笑話。”意思是說，只有兩個人之間才能說真話，因為萬一對方檢舉揭發也不會有證據。三個人在一起說話就比較危險，萬一其中兩個聯合起來揭發另一個，此人必敗無疑，所以千萬不能說真話。人再多就更麻煩，還是說笑話穩妥。我與他只有兩人，說的是真話。我們都認為在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將會發生變化，他認為在三年後，我估計只要一年；他認為會回到“文革”前，我估計至少要回到“大躍進”前。誰也沒有想到，驚天動地的變化不到一個月就出現了。

“四人幫”倒臺的訊息傳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我所在的中學黨支部召開教工大會，傳達上海市委負責人馬天水的講話。我一方面為這個訊息得到證實而興奮，另一方面對馬天水所強調的“上海市委沒有問題”深為不滿，幾次打斷支部書記的傳達進行批駁。當時我是該校“紅衛兵團”的輔導員，負責全校的學生工作，手下有一幫學生幹部。會議一結束，我就帶著他們刷出一幅大標語，責問上海市委站在什麼立場。接著又寫了一份大字報，讓學生抄了兩份，與他們一起騎著“黃魚車”（上海一種三輪車，一般用於運貨，也可坐人）或腳踏車，貼到了火車站和外灘“市革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所在地，當時上海市的權力機構）附近。那裡已是人聲鼎沸，大幅標語鋪天蓋地，但有內容的大字報並不多，所以我的大字報吸引了不少人。當晚，我們又騎車去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處），大門前已不見警衛，進出的人絡繹不絕。張春橋家已人去樓空，進院的人都會去轉一圈。其他幾幢樓門窗緊閉，一片漆黑，一圈圈人就著燈光在議論各種小道訊息，來自復旦、交大的人最受歡迎，無不成為人群的核心，大概是因為他們傳播的訊息比較可信。

很快塵埃落定，黨中央派蘇振華、倪志福、彭衝到達上海，任市委第一、二、三書記，原市委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都成了揭批物件。這幾天我忙得不可開交，最多一天參加三場###遊行——帶學生參加區、市兩次遊行，參加全區教師的###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這幾天還先後去人民廣場等處參加揭批馬、徐、王的大會。連日來我處於高度亢奮的狀態，很像十年前“文革”爆發那一兩個月間，當時我曾狂熱地擁護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惟恐稍有落後。

我對“文革”和毛澤東當時實行的路線的懷疑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但並沒有理出一個頭緒，而長期接受的“左”的影響卻根深蒂固，往往是站在同樣“左”的立場上反對某些“左”。例如，上海市的寫作組“羅思鼎”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總結秦王朝迅速覆滅的原因是因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缺乏經驗，我立即給《人民日報》寫信，批判此文否認階級鬥爭，美化地主階級。

但另一方面，“文革”十年期間我在任職的中學所起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就是反對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所學校離不開我。

“文革”一開始，我緊跟黨支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真正做到了“黨（支部）”指向哪裡我就打到那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我成為學校頭號“保皇派”與黨支部書記一起被打倒。上海的“一月革命”後，黨支部被奪了權，支部書記被監督勞動，學校實際癱瘓。我當了一段時間的“逍遙派”後，又成為新成立的“校革會”下屬“專案組”的成員，等“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我繼續留任，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評法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