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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學校的重要材料——無論是工宣隊負責人的講話、黨支部的總結、紅衛兵團的報告、學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筆，就是由我改定。學校舉行悼念毛主席的大會，幾個發言全部由我一手包辦。到1972年，我這枝筆桿在所在的區已小有名氣，正好市寫作組要物色有教學經驗、適合教育大批判的寫手，區裡決定將我選送，學校裡已開了歡送會，後來才知道臨時換了人。不過這並沒有影響我的筆力，黨支部副書記在市區大會上的發言稿，1976年在上海市青年紀念“五四運動”大會上以學校“紅衛兵團”名義發表的批“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也是由起草或定稿的。

葛劍雄　我當人大代表的故事（2）

1967年後，學生中的犯罪行為增加，學校專案組中由我聯絡警方（當時稱為“公檢法軍管會”）和“文攻武衛”（名義上是群眾組織，實際可隨意施行專政手段），逐漸成了學校的“派出所所長”，管理所有犯罪或越軌的學生，處理校內外各類事件，鎮壓學校裡隨時可能出現的亂子。我與警方的關係也越來越熟，大約有兩年多時間在分局參與“群眾辦案”，從協助調查、拘捕、審訊、押送去外地，到整理積案都幹過。還經手判過一個案子，已確定無罪釋放，因為所在單位的“工宣隊”不答應，改為判刑三年（實際已關滿時間）。1974年，我又擔任紅衛兵輔導員，從學生幹部到差生都管上了。我積累了一套對付各類學生的辦法，加上有強大後盾，所以只要我到場，無論是在校內，還是學生所在的街道里弄，沒有哪個學生（包括已畢業的）敢搗亂，其他地方的流氓差生也退避三舍。我帶領學生外出，無論是紅衛兵幹部還是一二千學生，都能指揮自如，秩序良好，在當時簡直是奇蹟。

我對工作可謂全心全意，一年365個日夜，除了除夕夜回家睡以外，其他晚上都住在學校。校內惟一的一部電話就安在我的房間，隨時上通下達。有幾次上級在半夜發通知、傳達檔案，到我這裡是最順利的，也給他們留下很深印象。到“四人幫”倒臺，學校轉入“撥亂反正”，“抓綱治國”時，我自然更加努力，學校面貌、特別是學生工作方面，也為之一新。

1976年“五四”青年節，團區委安排我在全區大會上發言，並將我樹為標兵。不久我被評為區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當年9月，又被評為上海市教育戰線先進工作者。我的“先進事蹟”中，除了我歷年的工作表現外，又增加了兩個“與四人幫作鬥爭”的例子，一是我帶頭貼出大字報，揭露原上海市委與“四人幫”的關係，一是我寫信給《人民日報》，批判羅思鼎的文章。後一件事是支部副書記反映的，因為我的信寄出前給他看過。實際上我當時是害怕寫信會出事，先給他看一下以便多一個證明。頒獎的那天，我們戴著大紅花，在夾道歡迎中進入上海萬人體育館，又當眾上臺領獎。市委書記彭衝給我發獎狀時，問我在學校教什麼課，我告訴他是紅衛兵團的輔導員，相當於以前的大隊輔導員和團委書記，他說：“這工作很重要呀！我以前也做過。”電視直播更擴大了我的影響。

1977年，上海市準備恢復人代會。由於來不及先開基層的人代會，代表是由各區縣透過醞釀提名，徵求所在單位意見，再在一次臨時召集的會議選舉出來的。區領導或者知道我的情況，或者聽過我的發言，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經提了兩位小學的候選人，一位是老模範教師，一位是中年總支書記，都是中###員、女性，就缺一位中學年輕男教師，最好是非黨，我在哪方面都符合。於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順利當選為第七屆上海市人大代表。

儘管我在1978年10月就離開中學和所在區，但這一屆任期為五年，到1981年才結束。這幾年正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和改革開放發軔階段，市人代會也發生了顯著變化。1977年底召開的第一次會議的模式幾乎是“文革”期間大會的翻版，全體代表早早入場坐定，在樂曲聲中，蘇振華等領導登上主席臺，全場起立鼓掌。在小組會上，市領導很少露面，偶爾到達，都有充分準備，記者的鏡頭早已對好，領導在發言後，照例表示因公務繁忙，立即離開。其他代表的發言大多照本宣讀，在堅決擁護的表態後，工農代表多做憶苦思甜，幹部代表少不了聲討“四人幫”罪行，知識分子代表在控訴之餘，少不了歌頌英明領袖，掌聲不斷，甚至不時響起口號聲。有位老勞模一直被當成典型，“文革”期間批林批孔時讓她在大會發言，她怒斥“孔老二這隻黑甲魚”，批鄧時仍罵為“黑甲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