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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編委會越來越紅火，各地出版社，還有臺灣出版社紛紛來聯絡，希望合作出書，門庭若市的局面使得我們的主編窮於應付，以至於宣佈，除了正主編和社長，其餘的人一概不見。但是到了1989年年初，最核心、最親密的幾個朋友之間卻出現了矛盾，而且無法調和，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地發展為分裂。我屬於被迫離開編委會的4個人之一，後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也不復存在，這使得它的內部重創成為無關緊要的事。

90年代：面臨新的格局

1989年，我過了大約半年蟄居生活，以前熱衷和尊崇的學術研究忽然變得不重要，生命處於失重狀態。走出蟄居期是在1990年夏天之後。這年9月，我所在的官辦學會在離武當山不遠的十堰舉辦全國性學術會議，我聯絡了一大批朋友與會，會後遊武當山、神農架、大小三峽，暢談我們自己的話題。同年12月，我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去上海逗留了好幾天，商量紀念毛澤東誕辰百年的選題。我們精心策劃的選題後來被槍斃，但得到了副產品——一次確實豐盛的精神會餐。

90年代初有兩個重要話題，一個是20世紀西方哲學中發生的“語言轉向”，一個是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為代表）的含義。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再加上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固有的望文生義式理解和淺薄，許多人對這兩個主題作了一種（他們理解的）後現代主義的闡釋，強調“意義的解構”，其實質是對自己當下犬儒主義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作形而上學的辯解。在這種情況下，我致力於對“語言轉向”給出全面、準確的說明，特別強調其邊界條件，並挑明昆德拉的中國式解讀中的誤讀與錯位。

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登陸發生在1986年，美國後現代主義者弗裡德里克·傑姆遜這一年到北京大學進行一個學期的講學活動，但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因此而傳播開來。在90年代初的條件和氛圍中，這種主義開始大行其道，成了文學、文化、學術界最時髦的東西。這種主義的中國版包含的膚淺和謬誤使我憂慮和反感，我堅信啟蒙在中國是未竟的事業，現代化應該爭取和實現，而不是被消解、批判，我開始發表論文和評論來阻擊它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在論戰中發現，真正懂得後現代主義的是少數不事喧譁的研究者，那些名氣很大的“後主”們只長於炒作，在學理方面很欠缺。

徐友漁　30年中的若干記憶片段（6）

在90年代的氛圍中還理所當然地產生了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以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為代表，主張“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其理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已經有兩三百年，風水流轉，下一世紀輪到咱們中國了；另一個論據是，西方社會正遇到無法解脫的危機，只有乞靈於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才能擺脫危機。我對這種觀點大不以為然，發表了尖銳的批評意見。

我的態度被觀察敏銳的F教授注意到了，他藉助於“青年論壇”的名義召開會議，部署對於“國學熱”展開大批判。F教授認為，“國學熱”中有人企圖以國粹主義、復古主義來抵制、排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所以他想要開展的批判是政治大批判，我和被邀請與會的H、L都表示只能進行說理的、學術性的磋商、批評，我特別指出，政治大批判往往會在學理上鬧笑話，而且不得人心，即使對於應該批評的東西，其效果也是適得其反。

F教授確實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一類人，會議一開始，他摸出一個又大又厚的記事本，就像指揮戰役的軍官首先介紹敵情一樣，講“當前思想戰線的形勢”：哪位學者在海內外什麼刊物上發表過什麼文章，有什麼問題，得到什麼樣的評價，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作者的師承關係、單位關係、社會關係如何，各種背景和來龍去脈，等等，等等，如數家珍，一講就是一個小時，聽得我不寒而慄。事後發生的情況說明，他對我們拒絕參加他的大批判銘記於心，使我們在他認為十分關鍵的事情上付出了代價。

到了2005年，我在批評“國學熱”的某些方面一如既往地尖銳、猛烈，同時發現F教授的立場有了很大的變化，也許，他是在與時俱進，這是好事，但願在這新一輪的“國學熱”中他不再把我當成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