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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史稿》還記下了這樣一筆：“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以一介書生、一篇文章而在重大外交事件中達成和議，辜鴻銘的功勞不可磨滅。

在清末民初的歷史舞臺上，他不同於對西方几近無知、盲目排斥西方文明的守舊派，如沈曾植等；也不同於一味醉心“歐化”，而對西方歷史、社會了解並不深入的人，如胡適等；也不同於一度傾向西學，而後轉向中國傳統的人，如嚴復、王國維等人。

他作為一個對西方瞭如指掌的“洋人”，一生都在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路上前進，在他自己構建的儒家文明的理想世界裡馳騁，在現實中卻處處受阻：既未得到他所效力的清政府的重用，也未獲取國人同情，甚至被國人視為“瘋子”、異族。他在張之洞幕府工作了20年，職務卻一直沒有得到升遷，屈抑在下的感覺時時讓他感到不滿。1901年他在《尊王篇》中曾表白：“我已為陛下的政府工作了18年，但迄今為止還處在剛開始工作的官職上沒有升遷，我現在的薪水還不如赫德先生手下的一個四等助手。”晚年在日本講學時，他屢屢說：“在中國，我是不為我的同胞所重視的。由於他們不瞭解我，因此都錯誤地輕視我，即使在革命以前，中國也沒有重用我。”“他們認為我不但保守，而且反動。”

以理想的儒家文明“救世”與國內代表先進思想的“西化”浪潮相悖，導致辜鴻銘懷才不遇；西式特徵的行為思想方式導致他與中國社會溝通存在障礙，使得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愛國“海歸”人士以悲劇收場，不能不讓人嘆息。

辜鴻銘軼　事

辜瘋子和徐顛子

據胡適《記辜鴻銘》所載，民國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適的老同學王彥祖先生請法國漢學家戴彌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飯，陪客的有辜鴻銘、徐墀、胡適。入座之後，戴彌微的左邊是辜鴻銘，右邊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鴻銘用手在戴彌微的背上一拍，說：“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嚇了一跳，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坐在辜瘋子和徐顛子的中間！”大家聽了，鬨堂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y　Ku”這兩個綽號。

名家評價

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郭沫若

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之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胡適

過去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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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生平

1928年9月，梁啟超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此時離他人生最後一站不足4個月。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

梁啟超之所以編寫《辛稼軒年譜》，或許是因為兩人有著相同的人生境遇。在流亡海外十三年之後，梁啟超回到故土，試圖在政壇上大展拳腳，無奈屢屢受挫。無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而拒絕他的改革主張。

梁啟超看透了這些政客的嘴臉，決意退出政壇，回到書齋，從此開始用西學之方法來整理國故，這才有了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實際上，這只是梁啟超歷次思想轉變中的最後一變。在梁啟超五十七年的人生歷程中，這樣重大的思想轉變至少有五次。誠如他自己曾談到他跟康有為之間的差別時所說的：康有為大器早成，觀點是一成不變的；而梁啟超卻是不斷變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改變一生的對話

少年梁啟超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天才：四、五歲就讀完了《四書》《詩經》；6歲在父親教導下，五經卒業；除經學外，還讀《史記》、《漢書》、《綱鑑易知錄》、《古文辭類纂》等；9歲，能做千言的文章；12歲，便中秀才。

中秀才後，梁家更是對他寄予厚望，不惜血本，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