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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州深造。15歲時，梁進入當時廣東省最高學府學海堂學習。這一年，他還是菊坡精舍、粵秀、粵華書院的院外生。這三院與學海堂齊名。廣州五大書院，梁同時就讀四院，精力之旺盛非常人所能比。在梁啟超的身上，似乎潛藏著一股巨大的學習熱情，他求知慾、創新欲極強，學一門愛一門，一頭扎進去，孜孜不倦，務求有心得、有造詣，總能學有所成。

17歲的時候，梁啟超結識了康有為，從此人生道路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二人見面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教用來形容佛祖說法時的詞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於是退出學海堂，拜康有為為師。康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盡舍訓詁之學，接受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與政治主張，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史稱“康梁”。

內心深處的革命火種

變法之前，梁啟超的主要見解皆來自於康有為，梁啟超用他那充滿感情的筆，闡發康有為雜亂、高深的思想，從而使“君主立憲”深入人心；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思想開始傾向於革命。

這段時間，他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為實現這一計劃，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退休。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只得答應悔改，謹遵師命。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祥地，孫中山在那兒有很深的華僑關係，梁啟超便請孫中山寫介紹信，孫中山自然非常樂意。利用這層關係，梁啟超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筆資金，還把孫中山在海外辛辛苦苦建立來的一些革命團體變成了保皇會組織。自此之後，孫中山與梁啟超反目成仇。

但在內心深處，梁啟超並未抑制住對革命的信仰。

造中國之一代新民

正當他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時候，他的思想又開始發生轉變。戊戌變法的悲慘結局和對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深入地研究，讓梁啟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徒變枝葉不變本原是萬萬不行的，而“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政治制度只是枝葉，其背後實際有一種更廣的文化支援，具體表現為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國民性”，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為自己的筆名，創辦了《新民叢報》。

在《新民叢報》上，梁啟超發表了約11萬字的總題為《新民說》的系列文章，連載4年。該報發行量最高達一萬四千份，且每冊一出版，內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據估計，大概每冊要經過20人的閱讀。自此，梁氏的思想開始由“政治”轉向“啟蒙”，一躍而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

誠如許紀霖所說：“中國的啟蒙，非自五四起，實乃從《新民說》而始。五四的啟蒙思想家們，無論是胡適、魯迅，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在青年時代都接受過《新民說》的思想洗禮……《新民說》可以說是中國啟蒙思想的處女地。”

梁啟超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他手裡握著那個時代最富有魅力的筆，在歷史的轉折點，以如火的激情，點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燈，也由此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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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國學

當梁啟超在日本大力倡導改造“國民性”的時候，在中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希望轉而寄託於革命；而此時梁啟超的政治立場卻從激進的破壞主義變為過去的保守主義。為此，維新派和革命派在《新民叢報》和《民報》展開了大辯論，梁啟超被革命派駁得理屈詞窮。從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轉入“開明專制”的研究和實踐中。

梁啟超之所以反對革命、共和而主張改良、立憲，跟他所倡導的新民思想有著天然的聯絡。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民智低下的專制國家，革命的結果只會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專制國家。因為，在民智低下，民眾自治自理能力缺乏鍛鍊的國家，共和會成為一紙空文，仍由強權人物實行君主之實，民眾則俯首帖耳甘為奴隸。1917年11月，段祺瑞內閣倒臺，梁啟超的政治迷夢最終破滅。

開明專制的理想破滅後，梁啟超決意退出政壇，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