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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1943年，一年之後，顧與中學教師出身的張靜秋結婚。張靜秋抗戰勝利後曾任徐州女子師範學校校長，處事極有主見，重要時刻每每迫使顧頡剛做出選擇。1948年秋天，顧頡剛在蘭州大學教書，面對瞬息萬變的時局，他寫信給張靜秋請她到西北來，而遠在上海的張靜秋則要求丈夫回到上海來，雙方相持不下，張靜秋髮去電報一封，稱腹中胎兒有早產、難產跡象。這一下，顧頡剛只好匆匆飛回上海，下飛機後才發現上了妻子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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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宜書為伴

寫到這裡，以顧頡剛的性格為座標往回看，可以看到《古史辨》的產生，固然有顧頡剛本人的卓絕努力，但是這個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把西方的理性主義精神和科學方法帶入20世紀的中國，透過主要代表人物胡適傳遞給顧頡剛，而顧本人又從古代歷代學者中汲取了懷疑、批判的理性主義遺產和清代樸學的考據方法，中西兩種學術精華在顧頡剛身上結合，又引發了潛藏在他本性中的性格力量，於是獲得一片新天地。

而這樣一種中西文化的交流又與蔡元培在北大所實行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辦校方針密切相關，校風由蔡元培開始大變，大量引進和扶植新派人物，積極支援新文化思潮。

時代的洪流，寬容的環境，得風氣之先的老師、同學，徹底地將顧頡剛內心的那種革命性衝動充分地釋放出來，使其精神達到了一生中的最佳境界。

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時代總是處於變化之中，在顧頡剛這一代人身上體現得尤為劇烈，但是同樣的時代卻有不同的命運和結局。這其中，個人的性格起著關鍵的作用。顧頡剛自幼便是一顆讀書人的種子。他一生最適宜的事情只有兩件：一是讀書，一是教書。他像他的老師胡適一樣，以獎掖後輩為人生快事，一生弟子如雲，都是各個學科中的當家人，堪稱天下為人師者的楷模。而作為讀書人，自6歲起，至87歲去世，無論革命、戰亂，還是政治運動中，他都片刻未離開書本。真可謂“一生只宜書為伴”。

1980年12月25日，是顧頡剛生命的最後一天。一個月前他因感冒發燒住進了醫院。大概他已經感到死神即將降臨，上午對女兒顧潮說：“我快要死了，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到了下午，他又坐在沙發上閱讀《十三經注疏》，書中夾著一些作記號的紙條。因為有人向他約稿談談我國最早的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材料。

晚飯後，顧頡剛又向女兒顧洪說起第二天要寫有關黃侃的回憶錄。不料半個小時後，心腦血管疾病發作，醫生全力搶救無效，顧頡剛溘然長逝。第二天，家屬在醫院整理遺物時發現，顧頡剛已經把日程安排填寫到了１２月３１日。一張信紙上留有手跡：“黃侃，湖北蘄春縣人”，“五四運動前，先在北大教中文系，後到中央大學教中文系”，“１９３６年病卒，年５０”，“點完《十三經注疏》”，“《周禮正義》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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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軼　事

被魯迅戲稱為“鼻公”

魯迅雜文中頻頻出現調侃，在北大任教時給同事起的外號，都在豐富著他沉重之外的另一個側面。顧頡剛是魯迅眾多對頭之一，他的一個面部特點是長了個酒糟鼻子。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上就戲稱顧為“鼻公”，有時乾脆在毛筆信中用硃筆一點以代表顧頡剛。

多寫少講，遮掩口吃

當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課時，顧頡剛總是穿寬大長袍，戴一副白色金邊眼鏡，微駝著背，顯得不苟言笑。雖然旅居北京多年，卻仍然脫不了一口濃重的蘇州口音，再加上有點口吃，所以上課時一般學生都不易聽懂。因此上課時他便揚長避短，很少侃侃而談，除了發給學生大量資料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板書，通常寫滿三四黑板，下課的鈴聲也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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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鐘即將敲響

梁漱溟的晚年即將來臨。悄悄的，但卻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早在1976年，即《人心與人生》基本寫完時，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塵世的使命已經完成。他對塵世厭倦的另外一個重要標誌是：1981年6月，終止了已經持續數十年的記日記的習慣，留在日記中的最後幾個字是“6月1日”，有日無記，此後再也沒有日記——他已不再需要為塵世的事掛念。

事實也是如此。雖然梁漱溟晚年並沒有停止為中國傳統文化宣傳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