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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鄉掃墓。這天風大，氣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後，即感身體不適。4月25日，呼吸困難，病情加重，被送到協和醫院。不久檢查結果出來了，尿毒症。這幾乎等於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這個訊息告訴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經預感到了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一天，他把長子叫到床前說：“人的壽數有限，我的壽數到了。你們不要勉強挽留了，吃點藥，聽其自然發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況危急。醫生採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鐘170次，繼則急促下降。

醫生問：“梁老，你感覺怎麼樣？”

梁漱溟斷斷繼續講了最後一句話：“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後閉上了雙眼，安然去世。

接續三百年儒學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後給兒子寫的信。

梁的自信則是來自於他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對此，同時代大師級學者牟宗三有過評價，他說：“（梁漱溟）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文化的復興者，不但身體力行地宣傳了傳統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說是接續了清代斷絕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續”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繼承，二是發展。由於清代學者關注的多是考據之學，對儒學並沒有什麼新的發揮，因此在新儒家看來，儒學可以算得上是斷絕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現才有了新發展。

梁漱溟從宋明理學入手，將西方生命哲學引入到儒學中，對陸王心學進行了“修正”。尊崇儒學，但不排外，將西學引入傳統文化，正是現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徵，梁也由此成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啟者之一。其標誌就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在這本書中，梁漱溟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在東西文化觀上，他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型別，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別。由此證明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從而跳出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峙局面。

他對儒家的找尋是有一個過程的。進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學，但是為何他進了北大之後會拋棄佛家的觀點？又為什麼他沒有接受全盤西化的觀念，而是轉向了傳統的儒家文化呢？這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他的人生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

辛亥革命成功後，梁漱溟作為同盟會會員，被派到天津《民國報》當記者。由於職業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層社會的黑暗和下層民眾的苦難，對革命失望，開始信佛，一門心思想出家當和尚。但是他並不能忘情於社會。當時的社會問題和民眾苦難，時時觸動著他。1917年，梁從湖南迴北京。目睹軍閥混戰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號召像他那樣的人要起來拯救蒼生。據說，翻閱完這篇文章之後，辜鴻銘搖晃著留有一撮辮子的大腦袋，稱讚梁漱溟說：“有心人哉。”而胡適也在他當天的日記上寫道：梁先生這個人是要鬧革命的。

如果說社會責任感是儒家傳統在他內心的根苗的話，那麼父親梁濟的自殺則成為他走入儒家的導火索。梁濟是為了傳統文化而自殺的，父親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殉葬，徹底使他實現了思想轉變，走上了復興傳統文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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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的儒者

在傳統文化上來說，儒者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學問家。《說文解字》說：“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就是說儒除了學識的要求之外，儒者還要是一個積極入世、一個以自己的行動引導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當時社會變革下，他的實踐圍繞的只是一個問題：為中國問題尋找出路。

他尋找的第一條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無心立憲的清廷迫於立憲派的請願，炮製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很多人對清廷徹底失去了希望，轉而支援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梁漱溟於是加入了京津同盟會，不顧家人反對，剪去辮子，以示和清廷決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學畢業，他沒有繼續上學，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動中，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的外勤記者。頂著記者頭銜的他，出入於各式政黨團體的本部，耳聞目睹了一樁樁、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鬥角和黑暗之事，讓他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