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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y　manageable）。正因為如此，他認為“一國兩制”產生於數字管理的歧義，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是在人類歷史上隨處可見。比如元朝實現南北分治，在稅收問題上華北採取租庸調製，華南實行兩稅制。美國在奴隸制問題上實現南北兩制，十七世紀的英國採取普通法和衡平法兩制制度，荷蘭國民曾採取聯邦制。（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如果討論財政稅收問題，數字化管理的確能夠說明問題，可一旦深入到政治和文化領域，這個概念就多少顯得力不從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和“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無論與美國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南北兩制或英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兩制，還是與中國古代的元朝稅收南北分治，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以類比的地方。如果以這種“大歷史”的眼光看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無疑難以理解“一國兩制”獨特的政治貢獻，自然也難以理解偉人對於人類歷史的巨大貢獻。而要真正理解“一國兩制”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貢獻，還得超越黃仁宇的“數字化管理”概念，用真正的“大歷史”眼光來審視現代政治的歷程與人類文明的發展。

（《清代駐藏大臣》，蕭金松著，臺北唐山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大歷史不會萎縮》，黃仁宇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28。00元）

“一國”之謎：Country　vs。　State——香江邊上的思考之八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8年第7期

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在西藏上層貴族發動叛亂後不久，毛澤東給當時的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汪鋒寫了一封信，要研究一下西藏問題。毛澤東列出十三個問題，要求西藏、青海、甘肅和雲南省委以及新華社幫助收集資料。在這十三個問題中，他像年輕時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樣，把階級成分劃分作為理解西藏社會結構入手點，由此揭示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因此，他關心的是西藏農奴和農奴主（貴族）的經濟剝削關係（如產品的分配比例，人口比例、剝削形式）和政治壓迫關係（如私刑、訴苦運動）等。不久之後，對西藏問題了然於胸的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等不同場合發表了幾次談話，闡述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在其中一次對外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他表示：

有人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長久不解決西藏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黨過去很少與藏族接觸，我們有意地把西藏的社會改革推遲。過去我們和達賴喇嘛達成的口頭協議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後再對西藏進行民主改革。過早了條件不成熟，這也和西藏的農奴制有關。……現在條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這就要謝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關於西藏問題和臺灣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61頁）事實上，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透過周恩來給達賴喇嘛打招呼，表示即使在一九六二年之後如果可以進行改革，仍可根據當時情況和條件來決定。儘管如此，為後來的“一國兩制”提供思想源泉的“十七條協議”只是中央為了和平解放西藏而簽署的臨時性憲制檔案，它只保證“一國兩制”十年不變，而不是五十年不變。為什麼鄧小平能夠保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水火不容的制度五十年不變，而毛澤東當時不能保證西藏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呢？這是政治哲學中古今之爭和中西之爭的大難題。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說到底是兩種不同的現代性思路，是“現代”內部的衝突。社會主義甚至脫胎於資本主義，若非冷戰意識形態，兩種思想完全可以和平共處。比如現代西方的福利國家，解決了十九世紀的勞資衝突≮墨齋　。。≯；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發展出民主社會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吸收了原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等要素。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現代化方案都建立在徹底推翻基督教的神權政治和封建貴族政治的啟蒙運動與民主政治基礎上，二者都把人民主權作為政治奠基石。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還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如果要把中國建構為一個現代國家，在政治哲學上都不可能允許西藏儲存神權政治和貴族農奴制。這種衝突是古典與現代之間一場生死存亡的搏鬥，就像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一樣，是一場圍繞現代自由概念展開的搏鬥。今天，我們必須在現代的立場上，在路德宗教改革、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立場上，看待毛澤東對西藏叛亂所採取的政策。毛澤東強調，解決西藏問題關鍵要抓好兩點：“第一步是民主改革，把農奴主的土地分給農奴，第二步再組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