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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討論，民主協商原則獲得大多數草委的贊成，連諮委會也主張採取“民主協商，相容幷蓄，求同存異，不強求一致，不採取表決方式。”這種協商政治要求內地草委更多地傾聽並採納香港草委的意見，有利於保護少數，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實現雙贏。因此，鄧小平提出起草基本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宜粗不宜細”。

基本法既然是中央（內地）與香港之間重訂社會契約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法”。中央與特區關係自然是爭議的焦點，但香港政治體制之所以引發巨大爭議，實際上也是因為涉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比如，香港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採取“立法主導”，還是“行政主導”。立法主導模式類似於內閣制，將政治權力的中心放在立法會，特區政府由立法會產生並向立法會負責。行政主導模式類似於總統制，賦予行政長官更大的權力，行政長官不是由立法會產生，也不向立法會負責。“民主派”主張採取立法主導模式，因此主張規定政黨政治，這樣政黨透過獲得立法會多數席位而推出行政44長官進行組閣。大家都很清楚，在香港特定的民情下，主張與中央對抗的“民主派”更容易透過普選掌握香港的政權。這樣的政治模式必然影響中央與特區關係，影響到“一國”的建構。由於政黨政治涉及到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根本，基本法草委會政制小組罕見地以表決形式否定了該提議。

在基本法起草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政治民主化討論也如火如荼，民主普選，三權分立學說塵囂雲上。本來《聯合宣告》中只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由選舉產生，並沒有規定普選產生。可在這種政治氛圍中，普選概念很容易引入基本法。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北京舉行的基本法草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委員們儘管在具體政體方案上相爭不下，但都同意把“三權分立”作為香港政體模式。就在這時，作為“一國兩制”的掌舵人，鄧小平從全球戰略高度敏銳地意識到自由化思潮席捲香港、東歐、蘇聯和中國內地的國際大氣候。對內地而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依附於西方的統治，其結果只能將中國引入內亂，喪失了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因此，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堅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寫入決議，並要求把這篇講話一字不改收入自己的文集。

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之後，鄧小平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再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於中國的重要意義：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45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鄧小平年譜》，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對香港而言，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視窗會不會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基地？會不會在迴歸之後成為導致中國政治動盪之源？一九八六年學潮觸發了鄧小平對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關香港政體爭議的思考。他清醒地認識到，香港民主化的關鍵是香港管治權是否能夠掌握在愛國愛港陣營手中的問題，而這不僅是民主化問題，也是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問題，是能否建構“一國”的問題。為此，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接見了基本法草委，對基本法起草中分歧最大的政治體制部分給出了指導性方案。即香港政治制度必須放在“一國”的背景下來考慮。“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