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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封建體制與羅馬共和國、大英帝國一樣都遵循差異性原則。但二者在政治原則和精神實質上根本不同。其一，西方的這種差異性是基於種族建立起來的，其核心思想是種族主義的，由此形成了內與外、主人與奴隸、文明與野蠻的二元論，也由此形成生存論上難以消解的敵我關係或文明衝突。相比較之下，中國的封建差異性不是基於種族身份，而是基於文化和文明，且這種差異性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從中心向邊緣四溢的差序格局。因此，敵我關係僅僅是政治性的，是隨時改變的，而非生存論上根本不可改變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異教”的概念，自然對西方歷史上所強調的“寬容”和“言論自由”思想缺乏相應的理解。其二，基於種族主義的二元對立思想，西方文明表現出了極其強烈的侵略性，包括種族壓迫、文化歧視和財富掠奪。相比之下，中國文明更強調互惠關係和相互責任。中國文明中儒、釋、道和諧共處，甚至成功地納入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但從來沒有出現過西方歷史上慘烈的宗教戰爭和教派殘殺，也沒有出現過西方文明中常常上演的種族滅絕主義的大屠殺。這種差異都源於儒家思想，因為儒家思想中所強調的差異性是文化主義的，它採取的是“王者不治化外之民”的原則，核心思想是文化教化，而非種族壓迫或殖民掠奪。儒家思想中對差異性的強調並沒有形成二元對立所導致的種族壓迫和文化歧視，反而以一種寬容的心態尊重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由此更強調主流文化或多數民族對邊緣文化或少數民族的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因此歷代王朝對邊疆進行的軍事征服皆出於政治安全的需要，而非以掠奪財富（如大英帝國）、擴充套件統治疆土（如羅馬帝國）為內在動力。因此，中國對東南亞少有軍事征服，鄭和下西洋與西方發現東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意義。而這正是儒家所強調的禮治和德治的核心思想所在，即強調上下之間、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互惠關係和道德責任，天朝不僅意味著權力，更重要的是承擔道德責任。這也是中國文明被稱之為儒教文明，從而區別於西方所謂的基督教文明的根本所在。

如果我們以這種真正的大歷史眼光來看待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那麼其精神實質不僅恢復了中國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則，而且重新啟用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正是在那次對鍾士元等人的著名談話中，鄧小平詳細闡述了內地中心與香港邊緣之間的政治和道德關係：“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臺灣地區。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二○○四年版，　12頁）“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同上，39頁）換句話說，“一國兩制”思想包含了中心與邊緣的主體與補充的政治關係，而且包含了互惠關係。當時，關於中央要不要對香港收稅或者香港要不要承擔香港駐軍的軍費問題，有過不同意見。最後，中央明確表示，不僅不收香港的一分錢，而且駐軍費用也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擔。一九九七年香港地區和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中央政府明確表示人民幣不會貶值，以穩定香港地區和東盟的區域經濟。二○○三年之後，中央推動香港與內地簽訂CEPA協議，開放自由行來扶持香港經濟復甦，同時還不斷擴大香港的人民幣業務。更重要的是，中央不斷遏制廣東、上海在金融、航運和旅遊領域與香港競爭，以保持香港地區國際金融、航運、旅遊中心的地位。這一切只有放在中國的古典政治傳統中才能理解。

在中國古典政治中，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這樣差序格局的政治倫理關係既不是羅馬帝國或民族國家所遵循的平等原則，也不是大英帝國和羅馬共和國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