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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戰爭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作戰的經驗，表現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黴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爭前後三任統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后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麼“功臣”“皇親”“朋友”，只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樑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於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開一面，能不處死的，儘量不處死。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准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於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乾隆宣佈，貪汙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於死地。

對於貪汙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定，凡是因為貪汙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汙者超過80兩，就要執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鑑於金川戰爭的不利，乾隆特別宣佈，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爭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洩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複。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後，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和模稜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任總督，並且指出，現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