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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成，帶著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麼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乾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隱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麼打下去。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並不是人老糊塗，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瞭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於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並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瞭解也許僅止於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加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蒐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於歷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詔書中反覆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昇平”。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砷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區域性現象，無關宏旨。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不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閒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嘆息時事。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財政大多處於虧損執行狀態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摺中，尹壯圖並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於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佈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並不能有補，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所以他的奏摺只提及議罪銀製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於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瞭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　大規模動盪的前奏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