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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人想“獲得”一個島，放置貨物，皇帝說：

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為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皆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

至於讓生活在廣州的英國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樣斷然拒絕。英國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內，並且懇求說，他們在廣州期間，應該有騎馬、從事他們喜愛的體育運動和為健康而進行鍛鍊的自由。英國人還保證說，他們將注意在得到准許後將不打擾中國人的生活。但皇帝認為，這個問題過去早有過定製，不容更改。他說：

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曆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查，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核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為妥善。

關於改革廣州貿易體制並公開關稅，皇帝則說：

粵海關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諭。

總之，馬戛爾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結尾處，皇帝總結說：

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於。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正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凜遵毋忽。

乾隆的這道諭旨，向世界宣告了透過和平方式開啟中國大門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錯過了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對外部世界一直是懷抱著相當興趣的。漢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險，與歐洲遙通聲息。唐代開始，中國對外貿易已經相當繁榮，“自伊吾以西，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員不絕”。各色人種的商人聚集長安，一直是大唐開放氣派的一個標誌性證明。兩宋海外貿易更為繁榮，數代皇帝對外貿都十分重視。北宋神宗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歲獲厚利”。南宋偏居東南一隅，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錯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南宋外貿收入在國家財政中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開放直接導致了《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馬可·波羅記載當時刺桐港（泉州）繁榮的盛況：

船舶往來如織，裝載著各種商品……這裡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運往亞歷山大港以供應西方各地所需的數量卻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雖然貿易關稅和運費加在一起佔到了貨物價值的一半以上，但剩餘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潤。

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使人類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從16世紀起，西方國家以葡萄牙為先鋒跨越重重大洋終於來到神往已久的東方海面。它們在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島嶼建立貿易據點，展開激烈的貿易霸權爭奪。全球化過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而恰恰從此時開始，中國開始轉向閉關鎖國。

當西方人出現在東方海面之際，中國恰逢改朝換代。在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來，海外貿易除了進口些用不著的奢侈品，以及帶來危險的海外勢力外，不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所以他下詔厲行海禁，“片板不許下海”，不僅海外貿易，連近海內貿都在禁止之列。雖然明成祖時期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