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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裡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裡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髮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柺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痺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於，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里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裡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裡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面正對著我，別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