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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行為規範，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和可以繼承，自然不妨從長計議。不過在當時，卻無疑保證了社會的安定和人心的穩定。

這正是儒學的意義所在。至少，有這麼一些觀念作為全民共識，統一的帝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夠實現書同文，還能實現行同倫。因此，漢歷史雖被王莽攔腰砍斷，漢文明卻不但沒有斷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倫理不是信仰，勝似信仰。

然而儒學又畢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講道理，因為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請參看本中華史總序《文明的意志與中華的位置》），因此要麼堅信不疑，要麼不予理睬，沒什麼可討論的。

相反，儒學則是純世俗的。儒家雖然也講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實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則不但不超自然，還與人合一。所以儒學不是宗教。它能夠成為維護王朝統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權威。一旦王綱解紐，儒學就會權威頓失，漢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會轟然倒塌。

魏晉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禮教也罷，誰都不是老大，誰都沒有權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後，十一歲的孝武帝繼位，到日暮時分仍不舉喪。身邊人說：皇上，依禮該哭了。孝武帝卻說：想哭就哭，哪能規定時間？

禮崩樂壞啊！

崩壞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學的獨尊自有原因。事實上，正因為獨尊的儒學失去了權威，我們民族才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榮，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晉），後有文化大繁榮（隋唐）。

獨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獨尊，豈非可以不要？

當然。如果是小國寡民的城邦時代，就不會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現代國家，就不需要。由農業民族建立的統一大帝國，卻不能沒有政治和思想的權威。一旦失去，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分裂，變成一盤散沙。

三國和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便是證明。

然而有此一劫，卻該額手稱慶。因為事實證明，此前帝國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盡頭，再無生命活力。否則區區一董卓，又豈能讓好端端的大漢王朝土崩瓦解？

不難想象，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一切，我們的文明便大約只能慢慢老去，一點一點地枯萎、衰敗、腐朽，最後爛死，或者被外來的蠻族徹底摧毀，就像羅馬。

這是文明的生命規律，除非你能關機重啟。

魏晉南北朝，就是這樣一次機會。

但，誰又能重新整理頁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計程車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計程車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衝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裡，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衝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衝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衝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麼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

對此，桓衝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衝的車裡，還說長官豈能獨佔一車！桓衝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儘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裡的空氣很清新。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