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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高嗎？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實勢利。他的女兒原本嫁給了太子司馬遹為妃，司馬遹受賈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離婚。他擔任宰輔後，也不以國家安危為念，而是費盡心機為自己留後路，還自鳴得意地說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貪生怕死和賣國求榮，其實不足為奇。

看來追求真實的魏晉，也同時瀰漫著虛偽。或者準確地說，魏晉的時代特徵就是充滿矛盾：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鬥又溫和，喜新又守舊，崇尚武力又極其愛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禮。

沒錯，菊花與刀。

只不過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徵，魏晉則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淵明的東籬下，也在簡文帝的華林園，還在王敦和桓溫的軍營裡。因為就連兩晉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並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晉的主人翁。

的確，中華之有士族，正如歐洲之有騎士，日本之有武士。他們都是相對獨立的階層，圈子意識很強，有自己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行為規範、道德觀念和審美標準。比方說，以尊重女性為美德（歐洲騎士），以完成責任為天職（日本武士），以血統純正為高貴（魏晉士族）。

然而魏晉計程車族，與歐洲的騎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後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和職業標誌，士族卻相當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脈和傳統。由是之故，騎士離開軍團即為劍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晉之士如果出身寒門，或家道中落，那就什麼都不是。

於是士族的獨立，就無可避免地具有雙重性。

實際上從漢末起，士大夫階層就一直在尋求獨立。這固然因為要反對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才是最能維護文化價值的人。這是他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因此當仁而不讓於皇帝。

這就為皇權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黨錮之禍。也就是說，在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許任何人結黨的。但不準結黨，卻不能不準成家，甚至還得鼓勵。於是，一個家族如果世代為官又繁衍不息，他們就成了世家。當世家越來越多時，士族就獨立了。

當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實現獨立。

沒人能夠阻擋這一趨勢，更何況司馬睿的東晉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援來建立。結果，是士權開始抗衡皇權，士族與皇族共治天下。至於政治生活以外的領域，更是天高皇帝遠，文化的發展也就有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魏晉成為春秋戰國以後又一思想活躍期，這是原因之一。

可惜，這種獨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兩層含義。第一，士族只是作為整體和群體相對獨立，士族中的個人是不獨立的。第二，士族作為群體的獨立，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國的統治者動輒可以將其族滅，哪怕他是名門望族。在這個問題上，舉起屠刀的人並無顧忌。因為滅了九族，還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晉其實沒有安全感。而且，正因為他們與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其他人更沒有安全感，儘管那個時代據說是他們的。

這實在是一個悖論。

時代的悖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晉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無常。何況沒有個體的獨立，就沒有人格的獨立；沒有人格的獨立，就沒有意志的自由。結果，便只有無窮無盡的糾結和煩惱。因為他們獨立了，卻弄不清站在哪裡；他們自由了，卻不知路在何方。

那麼，不想也罷。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近憂無法破解，就只能訴諸遠慮。於是玄學應運而生並大行其道。因為玄學之為玄學，就在玄遠。玄遠在政治上沒有風險，反倒為思想的馳騁開闢了廣闊天地，豈能不大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玄學為魏晉追求的核心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觀點，萬物以無為本，無是最高的真實。要想不虛偽，就只能虛無。一無所有，當然真實；無為則無不為，這就自由。自由而真實，也就漂亮。至於獨立與否，可以暫時不管。

玄學取代儒學，原因即在於此。

但這是具有諷刺意義的。因為士族成為士族，原因在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才能世代為官為宦。因此，為了壟斷仕途，就必須堅持儒家路線，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現在，士族佔領了上層建築，儒學卻丟失了輿論陣地，豈非悖謬？如此悖謬，人心豈能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