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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不整，甚至穿著隨便不合禮制，都會是很嚴重和不可原諒的行為。

但是嗑藥的人顧不了這許多。因為藥性發作以後，會有一系列的藥物反應（比如全身發熱然後發冷），弄不好還會死人。解毒的辦法，是吃冷食，喝熱酒，洗冷水澡，還要快走，名曰“行散”。至於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寬大的舊衣服，哪怕裡面長蝨子。

於是從何晏開始，風尚為之一變，名士的形象也慢慢變成了這個樣子：寬衣博帶，披頭散髮，腳拖木屐，手持麈尾，捫蝨而談。就連那些不嗑藥的也見樣學樣，甚至裝出抓蝨子的動作，以為飄逸和瀟灑。

這實在讓人跌破眼鏡。

服飾與心理和性格是統一的。外表變了，內心世界也會改變。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模樣變了，是因為思想起了變化。實際上魏晉名士早就想改頭換面，藥物反應只不過是藉口。因為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倫理的束縛，實現心靈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為自由故，衣冠皆可拋。

的確，魏晉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給僧人兼清談家支道林兩隻鶴，支道林非常喜歡。為了留住它們，他剪掉了鶴翅的羽毛。有翅難飛的鶴低頭看著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喪。支道林感慨地說：既有凌雲之志，豈肯做人玩物？於是細心調養，讓鶴長好翅膀，任其飛翔。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這才能將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於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只會用於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徵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態度。

什麼理想？什麼態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只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徵。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甚至對自由產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為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為，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這裡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態。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態美，只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癮，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只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病？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咸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甕，諸阮圍坐甕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墮落。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為他們並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著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只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態自由。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現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麼程度，病因又是什麼。

畸形的獨立 西晉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漢國將領羯人石勒大破晉軍於苦縣（今河南鹿邑），晉軍將士十萬多人無一倖免，王公大臣也悉數被俘，包括他們的元帥。

元帥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面板非常之白，以至於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難區別。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說王衍跟眾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塊當中。

何況王衍的風度也極好，王戎所謂“瓊林玉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說的就是他，王導則說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為名士的標杆，人們一提起